官的人才坐得上小轿车。尤其是将小车叫成小轿车，跟轿一样都姓轿，这实在是有意味的，说明官员坐小轿车跟坐轿是一回事。

杨登科也有些不明白，今天本来是给爷爷去上坟的，忽然间思维就变得如此活跃起来，生这么些不着边际的念。他想，若照这样胡思想下去，说不准哪天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

杨登科嗯一声，又用力了。还悄悄舒了气，角眉梢都是喜。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很有成就的样。为了给人送钱，杨登科算是遭够了罪，受够了委屈，至今想来，还难免心有余悸。今天这个红包却很面地了手，杨登科

董志良手上托着这个厚厚的红包，说：“我母亲又不过生，你给我红包什么？”杨登科说：“老板送了大人情，连酒都没喝一杯，所以还个小礼。”董志良说：“这还是小礼？起码有七八千吧？”说着要还给杨登科。

董志良见杨登科动了情，也受到染，将红包放自己公文包里，说：“好好好，老人家的心意我只能领了。以后你见了她老人家，代我谢她，有机会时我再登门拜访了。”

也是好事成双，在姜总的大力支持下，董志良倾全力策划的芬芳山庄各项工程全如期完成，并经有关门正式验收合格。

当天下午，杨登科就带着老婆孩离开老家，回到了贵都市。

世上只有坐轿的人才有轿，抬轿的人将轿抬好了，抬到位了，坐轿的人自然就会给抬轿的人一轿，最后抬轿人终会成为坐轿人。一个简单的理，如果不抬轿，那是一辈也别想坐上轿的。就是最终坐不上轿，能抬一辈的轿也是你的福分。抬上了轿，就归到了坐轿人的门下，就有了保护伞，至少一辈衣无忧了，不信可讨教那些有些阅历的人，他们肯定只见过争抢轿抬的，还没见过谁好不容易谋到了抬轿的差，或怕抬轿力吃苦，或遭抬轿的同行挤兑，或被坐轿的人不时踢上一脚两脚，而负气扔了轿杆走人的。

由此杨登科想起这世间之人，其实就是两人，一是坐轿的，一是抬轿的。远的不说，就说杨登科呆了二十多年的机关吧，除了坐轿的和抬轿的两人，那是再也找不到第三人了。说，机关里就领导和群众两人，领导是坐轿的，群众是抬轿的。机关里有不少科室，科室里也只有科室领导和科员两人，科室领导是坐轿的，科员是抬轿的。不过坐轿的和抬轿的，又因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互为转换。比如科室领导，在科员那里无疑是坐轿的，到了局长那里便成了抬轿的。局长在科长主任那里是坐轿的，到了书记市长那里又成了抬轿的。而书记市长在局长那里是坐轿的，到了更的领导那里自然也成了抬轿的了。由此说来，大小官员们要的事情实在是再简单不过，天天不是抬轿就是坐轿。不过不论抬轿坐轿，心里都是打着主意的。现在给别人抬轿，为的是以后自己坐轿。坐了轿还要去抬轿，为的是扔掉下低级的轿，换成更级的轿。

芬芳公司自然要请验收人员闹一番，董志良也带着杨登科往宴请地赶去。路上杨登科对董志良说：“谢老板对下的关照，母亲生日办得很成功，市县乡三级政府门都去了领导。”顺便给了董志良一个红包。本来是两个红包的，杨登科临时改变了主意，那个一百元的红包留下了，在那个两千元的红包里又加去六千，成了个八千元的更大的红包。也就是说减去董志良那天送的两千元的礼金，杨登科倒送了六千元给董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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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科一手扶稳方向盘，一手挡住董志良，说：“老板你这不是看不起我，是看不起我母亲了，这可是我母亲大人的意思，她说你这么关心她，她也得表达小心意，才亲手打了个小红包，嘱我转达给你。母命难违啊！你不收下，我怎么向母亲差？”说着，杨登科竟然被自己编造的丽的谎言所打动，抑制不住泪模糊了。

市委全会没几天就结束了。据说省委组织就董志良同志的提问题，在市委委员中间搞的民意测验非常成功，对董志良的满意率几乎达到了100％。市委委员都是市里领导和市直单位和县区领导，让他们给董志良打勾勾，也叫民意测验，这说法不仅巧妙，简直说得上是幽默了。

这么奇思怪想着，忽抬，已到了村上。

三十

杨登科自己抬了二十年的轿了，对此自然有同。不过他是媳妇终于熬成婆，好不容易上了副主任，也算是坐轿的了。但他非常清楚，坐了轿还不能忘乎所以，还要更买力地抬轿，把该抬的轿抬好了，以后自己才有可能坐上更好的轿。

这民意测验一搞，董志良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迈了市委常委。魅力飞扬的姜总再运作运作，省委陶副书记再在后面关心关心，董志良市委常委已完全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