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到一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的学者们说，一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桃，必须放在门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虽然正在看得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5〕；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的脸上，多余着一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妙的名目：兽。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人＋兽＝西洋人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

野成为家，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于本并无好。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某一人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多余加上去了。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的昏庸。

时装人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6〕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氓拆梢〔7〕，便是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去指给他们看：“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

四月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