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兼，杨为我。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因为只学他们的，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

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用别一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罢。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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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都夹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67〕。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偶然抬起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匠数十盆，便诗，叫作“秋日赏效陶彭泽”，自以为合于渊明的致，我觉得不大像。

刘勰〔66〕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68〕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陶潜之比孔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69〕墨当然要著书；杨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