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亚。1975年我在桑拿州立大学得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在那里我的职位最低，但又在教书和创建女研究系方面很有成就。我的几个同事对我的决定倍失望，他们认为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我的事业，在一所更有名望的大学里任教。但我想停止漂泊了，我需要朋友、团和一个家。这个决定我绝不后悔。

吉莉安最终也从事教育事业，却经历了一个更曲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来到了洛杉矶，为的是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追求事业。在一家洛杉矶法律大公司当秘书一年之后，她厌烦了。她申请攻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学位，1966年被录取并开始了她的学业。虽然她是一名好学生，她还是觉得被忽视了，而且没人鼓励她去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在整个研究生教育期间，只有一名教授是女，所读的书只有一本是由女编写的，导师很少指导她。

追求满意的工作（3）

她用继承的财产（父亲留下的）支付了大分学费。但为了挣到生活开销和避免再秘书，她申请了社区学院的教师职位。她得到了一个，后来又得到另一个，虽然需要坐通勤车去工作单位。她发现自己喜教书。她熟悉的讲课方式在那里不适合，于是她尝试课堂上有更多的师生互动，这样教学效果令人相当满意。1970年她在一所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全职工作，由于她的嬉士男友跟随而来，他们搬到了离工作单位近的地方。虽然教书占用了她的时间，1978年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然而，多年来她没有在院校里获得一个永久的职位。这些年她艰难度日，因为她的工作于不稳定状态。但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学，她最终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现在还在那里，依然教书。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学校给她提供了更大的社团。

我们来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轨迹：她是一个黑人，生于工人家，18岁结婚，有4个孩，从事多年的秘书工作，最后晋升为专业人士，这些都给人留下极其刻的印象。她离婚后那几年，从37岁到47岁，尽面临着经济困难，瓦努娜还是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获取工商理硕士学位，又取得法学学位。她在自己曾经当秘书的那家大公司了一名律师。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的公司，因为她能更好地理自己的工作及时间。她与另外3个女律师成为这家公司的合人，专门负责家和离婚方面的案。虽然她喜这份工作，工作很认真，但瓦努娜把家放在第一位。她拒绝了需要投更多时间、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机会。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就是她步50岁时，家责任也相应地少了些，瓦努娜开始把更多的力投在工作上。虽然还喜法律诉讼案件，但她开始参加有关少数族裔、女及法律方面的学术会议。2002年最后一次采访时，她告诉我她正要首次参加在欧洲举行的类似会议。

朱丽叶，大约比我和吉莉安小8岁，比瓦努娜小3岁，在追求学位、通往级职位上的路上却是最一帆风顺，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后，她在自己的事业计划方面了最大的让步，虽说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凭着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一家私人基金会一名资金筹备员，为来自贫困家的青少年提供帮助。她这份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社会激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一些步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