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内地的某个汽车站，天下着雨，我看到有一位乘客经过一番拼抢之后，找到了一个座位，可这座位却是司机的。车站的官员清他让开，他执意不肯。他要是有一“社会意识”，也会觉到如果没有司机，车里的人谁也回不了家。然而他连这一社会意识的火星儿都没有。但是，我们如果一步想，难应该责怪他吗？为什么那么多乘客只有一辆汽车？地方军事长官把其他的车辆都征用军事运输去了。那位地方长官的社会意识哪里去了呢？在这系统失灵的情况下，人们被迫行拼抢，大家都滞留在离家30英里以外的路上，天下着雨，人人都想尽快回家。在这情况下，如果那位占据了司机位置的人自动放弃座位，结果会是怎样？这情况很典型：它表明了农民式的礼貌和速度时代的不协调，证明了政治上的腐败在促使着个人为生计不得不拼死争夺，表明了建立在一新的社会意识上的习惯的缺乏，而这意识是需要时间才能建立的。

这社会意识的缺乏，结果使所有的公共汽车公司都赔钱，所有的矿产公司都倒闭。这社会意识的缺乏，也可见于其他许多方面，比如对图书馆规章制度的遵守，以及对国家法令的实行等问题上。大官们破坏大法律，小官们破坏小法律。于是社会纪律极端松弛，人们对社会规章制度普遍漠视。

除了已经谈过的裙带关系和社会腐败之外，家制度还造成了其他一些社会问题。这也许可以总结为缺乏社会纪律的家制度使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比如它通过裙带关系使国家的行政机构失去功能。它使“各人自扫门前雪，莫他人瓦上霜”。这倒也不坏，坏就坏在人们把自己家的垃圾倒在了邻居的门前。

虽然范围不同，质却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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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家制度在阻碍着极端个人主义向一新型社会意识的转变。在西方，社会意识是全社会的意识，而不只是家意识。中国社会则被切成小的家单位，这里存在着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然而在家与家之间，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联系，只有国家似乎才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独立于世界之外，没有受过大的挑战，所以这国家观念，或称民族主义，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这里，家意识代替了西方人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某形式的民族主义确实在发展着，但是欧人士无需惊慌。所谓“黄祸”可能会来自日本，但不会来自中国，在我们的本能，我们宁可为自己的家去死，不会为国家去死。没有一个人想为世界去死。日本军事集团宣传的所谓一个民族应该扩张自己的势力，以给亚洲及世界带来“和平与洽”，这宣传对中国人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对其中的理奇怪地、极端地、异教徒般地表示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呼吁的回答是：“你想什么？”我们不会去拯救世界。在现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史上，外国挑衅行为已多得足以刺激中国人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整。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如何成功地抵御了这些影响和挑衅。

『1默生（ralph，1803～1882），国哲学家，散大家，诗人。』

最好的例就是中国人的所谓谦恭有礼。这一常被误解。中国人的谦恭有礼并不是默生1的定义，所谓“事情令人愉悦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在和谁打。他是你家的人，还是你家的朋友？中国人对家及朋友圈以外的人那礼貌态度正与英国人对其民地内其他族的人的态度一样。一位英国人对我说：“我们有一个优，就是我们对自己人并不傲慢。”这对英国人来说，似乎也足够了，因为他们“自己”就与社会等同了。中国人对朋友，对熟人并没有什么无礼举动，然而对既非朋友又非熟人的人则不然。中国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对自己的邻居采取明显的敌对态度，不是和自己同乘一辆电车的乘客，还是和自己一起排队买戏票的人。

纵观整个国家的状况，我们似乎可以确定，我们会像以前那样继续生存下去。1935年在日本和中国旅行过的人可以尽可能地在这几方面作一个比较。日本人每天忙忙碌碌，总是在电车火车里读着一张报纸。一副固执的神情，定的下，眉梢上挂着民族灾难即将到来的云，信在下次的大决战中，日本要么摧毁整个世界，要么被世界摧毁，并在为这一天作着准备。而中国人则穿着长袍大褂，宁静安详，心满意足，逍遥自在，无忧无虑，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从梦中醒来。你不可能同时在中国人家中作客、在中国餐馆用膳、在中国街上散步，同时又相信民族灾难或世界灾难即将降临。中国人谈到自己的国家时总是说它像“一盘散沙”，这每一颗沙并不代表每一个人，而代表每一个家。另一方面，日本民族是（从语法上讲，我们说中华民族“are”——复数的“是”，而日本民族“is”——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