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两个错误在效果上却又相互大抵销，因为日本军队的野蛮——偷窃、抢劫、掠夺、——实际上促成了中国抗战的大财富之一。如果蒋介石只失算一次，仅仅失去外援，那末纪律严明的日本占领军将是中国的抵抗神最可怕的灾难。日本兵士攻占城市的能力，与他们统治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基本常识的缺乏形成鲜明对照。

1937年8月13日发生的上海抗战，把这冲突转变成全民族的战争，这也许应该归功于蒋，但他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军则立即给予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没有一个日本士兵被杀死，为他们侵华北提供实。日本人最好的理由是一个日本兵士“失踪”了。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在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日本手失踪事件，结果使全国上下惊恐万状。如果不是勤奋的中国警察全力搜寻，并找到了这个手，发现他是因为患了梅毒而羞于返回战舰的话，这个事件也许就会促使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日本人大失所望，那个患有梅毒的手被找了回来，不再“失踪”了。但是不久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带着左手枪乘车去打尔夫球，经过中国的虹桥机场被中国守军开枪打死了，两天之后，39艘日本军舰驶上海的黄浦江，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8月13日，中国空军袭击了日本军舰。其余的事大家都知了。

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蔡绥苏浙各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置适宜之据与兵力，一切署悉已完成。

在战事初发之时，中正在庐山讲演即谓“战事既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产之丰，战区面积愈大，我主动之地位愈，必使敌人退动止，依于我之战略，而陷于被动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则决不受制于敌。今后之军事行动，已不复如在上海南京作战时，因于地形与其他关系，而不得不受若被动之牵制。敌人无论如何攻与封锁，皆不能动摇吾人主动之方略与战术，最后更为胜。

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绥争雄图霸之战争，故我之抗战，实为民族战争，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能限制，非财政经济与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气与炸药等一切武之悬殊与伤亡牺牲之严重，更不因质

抗战发动之初，我中枢为保卫回家，已察知最后牺牲关已无可避免。故早已于西奠立今日对敌持久抗战之基础。

第二，吾同胞应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其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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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贯的方针者，一日持久抗战，二日全面战争，三日争取主动，以上三义，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

这个民众领袖在汉沦陷后，在他的告同胞书中是这样描绘他的长期抗战策略的：

今者我中及东南之人力力多已移攘于西诸省，西之开发，与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线。

武汉地位，风在掩护我西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通运输必要武迁移我东南与中之工业，以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要之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其缺乏。

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

〖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通之地带，乃在广大长之内地，而西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

如此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心据之保守，而反不注意发展全面之实力……

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往昔敌军本已陷泥淖，无以自。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无地矣。

与蒋介石1937年7月16日的宣言同等重要的是，他在1938年11月1日，汉和广州沦陷后所发表的宣言。在这个宣言里，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最终会获胜的因素，不是因为其中包着一大堆动听的言辞，而是因为这是一位将指挥这场战争到最后胜利的人所的分析，这分析是正确的。这项政策如果执行成功，日本就注定要失败。

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我国积极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