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发洋财呀。真是一辈都洗不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也不允许别人有灵，对有灵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恼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式的快活日，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势利主义，只鼓励安分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私自利，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属灵的情。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礼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说妈妈教送的都不行）。这势利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据，更了骨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往往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去当官后，大家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官，也帮不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绝不咬定他有灵。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被尊为“圣人”。司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势利主义有“批判的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克思主义”之分，前，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迁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养发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之刑也。呜呼，中国人的祖先怎么会发明这狠刑罚的，真是中华民族万世都洗不掉的污。割掉生固难以忍受，而更难以忍受的是开割时心灵上的伤害，把手脚像阉猪一样绑起，用绳捆到木架上；剥光了衣服，然后一顿暴打。司迁先生所以受这苦刑，不过是他在刘彻先生向他问及对李陵先生投降匈的意见时，他没有昧着良心顺调分，反而为李陵先生说几句公的话而已。刘彻先生这个大，是个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还假兮兮问别人啥？既问啦，有不同的意见，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竟然发起这么大的王八气。

当司迁先生下狱时，依当时的法律，只要缴五斤黄金，就可从轻发落。可怜他阁下，官了三十年，却凑不五斤黄金。而亲戚朋友一听说他坐了牢，一个个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说帮助他几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镜都没有。难亲友中没有一个知乎？用常情判断，一定有若知，只不过知虽然知，却没人敢跟政治气候和社会风俗习惯碰也。记得八年之前，一个朋友曾为这发表过叹，他曰：“我如果是司迁的朋友，我就倾家帮助他。”呜呼，他当然肯倾家帮助他，因为那已是两千年之前的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缩脖，才是真正的侠义情。这不是说大家全都着成僵尸，而是说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和最大的认识，才能势利主义的酱缸。

有一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知各位读者老爷留意没有？大家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侠义千秋，为他死，为他亡，一面却又用暴力驱使臣民势利。结果是表面上侠义千秋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而骨里则一劲势利。盖势利主义有排他，和侠义情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见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女貂蝉女士的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篡汉史，要求援司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迁，遂使谤书传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不可令佞里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讥。”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迁先生亘古杰作《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啦（但也可看，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里不舒服），而更混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