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大酒店而不住自己父母的家似乎已经成了圳有钱人回内地的习惯法，这也是圳文化的一分。这习惯有它的合理。住酒店方便，随意，可以享受服务，便于接待朋友。如果是住父母那里，一方面不好意思让父母照顾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有朋友来探望，是探望他们还是探望父母大人？是带礼还是空手？但是，这好习惯这一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方便，不但没有带来方便，反而还带来了麻烦。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重庆还执行旧的治安理与罚条例，住宿登记的时候还问他们是不是夫妻。他们愣了一下，说是夫妻，但是说的不是理直气壮。晚上查房，别的房间没查，直奔他们这个房间来。其实那天德望跟项茹梅还真没有睡在一个床上，但是就是这样，也被警察隔开询问。询问他们是什么的，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询问他们知不知对方的真实姓名。好在他们当时还没有糊涂，回答还算基本一致，既然基本一致，就证明他们不是卖嫖娼，再加上德望声称自己是来重庆投资的，于是教育了一番，从轻发落。

虽然从轻发落了，但是这件事情给项茹梅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是大的。把他们本来想极力掩盖和回避的事实一下全斗落来，并且斗落得清清楚楚，能不恼火吗？恼火的后果是提前返回圳。

回到圳后，项茹梅把满腔的悲愤全发到德望上。发的方式不是歇斯底里，而是非常冷静地跟德望摊牌：要么跟老婆离婚，我们正式结婚，要么分手。并且项茹梅说到到，上就跟德望分开，碰都不让德望碰了。

德望哄了几天，没效果，也烦了，觉到这样也确实是太委屈项茹梅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想着长疼不如短疼，再说总不能老是在“对不起”中生活一辈呀。既对不起项茹梅，也对不起于琴，搞的心憔悴，力不支，算了，分手算了。

“怎么分？”项茹梅问。

“随便你。”德望说。

“什么叫随便我？”项茹梅说，“我说公司给我一半的份你同意吗？”

“别墅给你，”德望说，“另外再给你一百万。”

“一百万？”项茹梅说，“打发叫呢。”

“那你说多少？”德望问。

“情上的账就不算了，”项茹梅说，“算也算不清楚，你就把这些年我给你节约和额外赚的钱给我吧。”

“那是多少？”德望问。

“多少你自己难不知？”项茹梅反问。

“那就再给你加一百万吧。”德望说。

“没门！”项茹梅火了，“这些年老娘帮你偷的税也不止这个数！”

德望听项茹梅的话里面带有威胁的成分，他没想到项茹梅说这样绝情的话，也很气愤，差想找黑社会把她杀了。但项茹梅早有准备，项茹梅已经写了几份遗嘱分别放在几个朋友那里，而且遗嘱上都附上德望这些年违法纪的凭据，德望没办法，把柄在项茹梅手中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五百万现金和一别墅的代价彻底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