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鸦片。阿里萨知，那消息并不完全确实。可是，阿利卡·维库尼亚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文字，从而使某个人为她的这一决定受到谴责。她家里的人此时正从帕德雷港赶来，那是卡西亚妮通知他们的，葬礼将在当天下午五时举行。阿里萨松了气。为了继续活下去，他唯一能的就是不让那件事的回忆折磨自己。虽然在余生中那一回忆会时常不合时宜地突然再现，如同老伤疤的刺痛一般，但他还是将它从脑海中抹掉一厂。

后来的日又是炎而漫长的。河变得浑浊起来，河面变得越来越窄，两岸已不见盘错节的参天大树，这大树当年曾使阿里萨到吃惊。现在看到的只是枯焦的平地，被船锅炉吞没的整片原始森林的残迹，以及被上帝遗弃的村镇的瓦砾。这些村镇的街，即使在最旱的季节里，也被浸泡着。晚间使他们难以成眠的，不是河滩上海的人鱼般的歌声，而是那漂向海洋的死尸的恶臭。虽然没有战争，也没有瘟疫，但是有膨胀起来的浮尸在河里漂过。有一次，船长意味长地说：“我们奉命告诉旅客，这是些偶然失足淹死的人。”过去每到中午最闷的时刻，鹦鹉便吱吱喳喳地吵闹起来，长尾猴便嗷嗷地长鸣起来，现在这一切都无声无息了，取而代之的，只是荒芜了的大地的寂静。

供应木柴的地方很少，而且相距甚远，结果“新忠诚”号航行到第四天就断了燃料，不得不就地停泊了几乎一个星期。与此同时，船上一伙一伙人到浮着灰烬的沼泽中去寻找最后剩下来的零星树木。没有别的木柴了，樵夫们离开了他们的树在，以逃避地主老爷们的残暴，逃避从天而降的霍，逃避政府持用转移注意力的法令掩盖的不明显的战事。闲得无聊的旅客们行游泳比赛，组织征打猎。回来时带着活鼠晰，将它们剖开肚，取一串串通明的，然后又用打背包的针将它们的肚合。他们把成串的鼠绒晾在船栏杆上。邻近村镇上的穷女们追随征队的足迹，在河岸两边的悬崖上临时支起帐篷，带去音乐和品，在搁浅的船对面闹。

在就任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董事长以前很久，阿里萨就不断接到关于河状况受到严重破坏的报告，可是他几乎连看都不看。他安东们说：“别担心，等木柴用光了，就会有烧油的船了。”他一直被费尔米纳得无打采，从来没为此事动过脑，当察觉到实情时，已无计可施了，又不能去开辟一条新河。晚上，即使在位最的时候，也必须停下船来方能睡觉。这时，连活着这件起码的事情都变得难以忍受了。大分旅客，尤其欧洲人，脱开肮脏的舱室，到甲板上走来走去地过夜，用拭没完没了地淌的汗的巾驱赶着各毒虫。第二天黎明，他们疲力尽，上被咬得起大包。十九世纪初叶的一个英国旅行者在谈到那甚至可能延续五十天的独木舟和骑驴结合的旅行时，曾这样写：“这是一个人所能行的最糟糕、最不舒服的国外旅行了。”蒸汽船开航的八十年，情况有了改变，后来又变成了这个样，而且将永远如此。鳄鱼吃掉了最后一只蝴蝶，母海绝迹了，在村镇，鹦鹉、长尾猴也都不见了，一切都完了。

“没问题。”船长笑着说，“再有几年，我们就将在涸的河上开着豪华汽车来了。”

费尔米纳和阿里萨三天还在了望台的封闭的柔和的天般的环境里。但是，一旦实行木柴给制，冷气系统就失掉了，一总统舱“同样变成了大蒸笼。靠着从敞开的窗来的河风纳凉，费尔比纳尚能度过晚上的难关，她需要用巾不断地赶蚊虫，因为在停船时虫太多，杀虫剂已毫无用。费尔米纳耳朵痛得再也不能忍受，可一天早上醒来时，突然疼痛完全停止了，仿佛一只叫炸了肚的知了，一声音也没有了。到了晚上，她才发现左耳听不见了。阿里萨从这边跟她讲话时，她得转过来才听得清他说些什么。她没告诉任何人，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反正到了这个年纪到是病，再加一个也无所谓。

无论如何，船的延误对他们来说是件上帝保佑的大好事。阿里萨有一次看到这么一句话：“灾难中的情更加伟大和尚。”“总统舱”中的使他们隐一超越现实的昏睡之中，在这情况下，无须你问我什么，我问你什么，起来就更容易。他们一个钟一个钟地在栏杆的靠背椅上拉着手、亲吻，醉在乐之中。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