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他心里又觉到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找朋友，找那些年轻的穷小，告诉他们他看见的八路军同志们。他以能认识他们为夸耀，他也学着八路军同志们去挑动他们对生活的不平：为什么穷人的命这样苦，是不是天生的要当一辈驴？在这年的夏季，屯因为他开始有了共产党员。接着他发展了李昌，和张正国。在这年的冬季他领到了一支橛枪和一支土枪，他们秘密的搞起民兵来了。八路来村上的次数，也就比较多，有时就去找甲长，江世荣不能不保护他们；有时就住在西，民兵会替他们放哨。

但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开展的，村上有名的八大尖，老百姓恨这些人，却又怕这些人。江世荣就是这八大尖里的一个代表，他因为会结他们，他们才要他当甲长，如今已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他借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军来勒索，村上也许还有比江世荣更险的人，但现在只有江世荣最面。八路同志曾经帮助过张裕民他们布置过减租减息，向老百姓宣传，在背底下他们也赞成，可是不敢面闹。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天的时候，才发动起一个改选村政权的大会。在一个夜晚，民兵和八路军的同志们突然封锁了村，放了哨，集合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学校里开大会。老百姓看见江世荣被绑着，便胆大了，又因为是黑夜，认不清面孔，他们就敢在人群中说话。他们第一次吐了怨恨，他们伸了拳。江世荣被打倒了，他们选了赵得禄，赵得禄是个穷人，能，能应付日本人，赵得禄自己原来怕当村长，怕村上的旧势力来搞他，但看见那么多人举他的手，他又兴被选上。他当了村长，他就在八路军的区的帮助之下，和张裕民几人商量着应付了日本人，日本鬼一也不知这村上的情况，还满相信他。村上的几个有钱有势的人，也被他们分别看待，团结他们，也孤立、分化、威吓住他们，就连许有武、钱文贵他们一时也没想什么好办法来，从此屯的老百姓当了权。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苏联兵东北，日本投降了，抗联会主任张裕民在村里便公开的成了负责的人。他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穷人们有事便来找他，大家都兴的说：“他可脸了，他给八路军教成了一个能人。”有些人心里瞧不起他，谁还不看着这穷孩长大的呢，想跟他过不去，可是见了他倒更凑上来叫“三哥”，为什么是“三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来历。也许因为他伯父有过两个儿，但他伯父和他叔伯兄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逃荒到外去了。一直也没有回来，也没有过音讯。在过去也很少有人叫他三哥，除了有人要找他活，或者他的赌友在他赢了钱的时候，但现在这称呼似乎很自然和很行了。

10小册

张裕民和程仁曾经到区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书。这是县委宣传印发的。他们两人都识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来，三个人挤在一个麻油灯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还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个小本抄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党的誓词，一个党员的起码条款，如：一，死活替穷人一辈；二，黄河一块，异同音，叫我怎办就怎办；三，要党费；四，凡不在党的，不父、母、妻、，该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诉他们……——都写在上边。每当碰到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常常就可以在那里边找着答案。这个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轻党员，是个说话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伙。

他们三个人一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人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的，对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可好呀，这样才把那些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嘛！”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是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为天他参加了“合理负担”，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比较熟悉，他又把那个册拿了来翻阅，那上面登记得有详细的土地数字，他对于成份的鉴定特别细心。他常常说：“天呀！李大海有三十亩地，你能说他是富农，或中农么？他那个地是什么地呀，给人也没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说：“别看刘振东地少，一个青壮年，三亩好地呀！”或者就又说：“李增山论地是贫农，可是他有手艺，他又讨了老婆，老婆还穿着新棉衣呢。”他觉得土地的分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好了；如果不好，会反而使自己人闹起意见来，反而不好工作了。这里只有张裕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