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也认为工作组的?

老董以他的对村上的了解，和他用一个农民的直，他觉得不李俊也好，顾涌也好，分他们的土地，大家也会乐意。但如果要斗争，那么就很少有人发言了，甚至会有人同情顾涌。而李俊平日的某些小恩小惠，也会使人觉得对他太过了。他的思想常会不约而同的接近张裕民，但却比张裕民更小心，更多犹疑。他觉得在文采的理论政策的渊博学问之下，就不敢持一个一定的主张，就不得不采取些模棱两可，混的语句了，虽然这是同他的格完全不调和的。

“是，那几个村可起劲。”老董也附和着说。

文采觉得杨亮老喜挑岔，他有不兴，冷冷的说：“要不够条件还能斗他？你要是有兴趣，明晚去参加他们的会去吧。咱们全布置好了。”

“唔，刘满那个人，我知，”文采想起那天在路上遇到他的情形：“完全像个有神经病的；既然他哥哥是个疯，很可能有遗传。老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有神经病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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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坐在那里耐心的听着，一副只有他才能掌握政策的样，他很不喜这两个人轻易发表自己的一知半解，和持一端。他心里想：“你们调查工作是可以的，可是要决策于千里之外的才却没有。”他总是一副最老练最懂政策的样，常常引用一些书本上的话，可是他其实是并没什么办法，照他自己的真心话，他这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致犯多大错误的。他就是一个常常以为自己看准了，在事后才来批评，而且是很会发议论的人。

一些纠缠不清的争论，继续着，一些夹七杂八的所谓群众观，空的语言，使胡立功不能忍受了，他起来说：“咱们的工作，如果老这样吵下去的话，只有一个前途，就是垮台！我也曾经过减租减息的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法！”

“咱说，那个支书比屯的好，你说怎样，老董？”“差不离，那边村小，有事好布置。张裕民也不错，屯的事难办些。”老董把枪包起来，又去翻他的挂包了。杨亮又问：“这恐怕还只能解决佃农，赤贫还是没办法。起劲，不一定就是老百姓全兴。四十九家斗一家，就只因为他是唯一的富农么？”

“没听见，”老董答应，“他上那场官司，咱知，村怕是有些虎，这里面说不定钱文贵、江世荣都有鬼。他过去的确是个党员，啥时把他停止了，连区上也不清楚呢。”

杨亮还想说：“靠布置不一定办得了事。”但还没说，文采却问起这几天屯的情形了。胡立功和杨亮便一件一件的汇报着。胡立功把张裕民，赵得禄来商量卖果的事也谈了。

“聪明人”是不容易碰钉的，即使在群众运动面前，也常常会躲闪，会袭击，事情岔的时候，便科打诨，轻松的把责任卸在别人上，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摆一副自己很正确的架。这人表面上常常是很积极，很灵活，也很能一时的把少数人蒙混住，以为他倒比较有用，但在群众中，常常觉得很难与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投机者区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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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亩，龙王堂还有十几亩。这么一来，除开几家中农，平均每家可以分到二亩地了。他们很兴，老董，你说是么？”

文采认为当甲长总是赚钱的，都是汉，如今听说有人当甲长是被迫的，是为仇家所陷害，结果破产，成了极贫的农民，还疯了，怎么会有这回事呢？他不大相信这话。钱文贵在村上包揽词讼，歪主意，一定是可能的，可是，从经济上来看，他三人只有十多亩地，把他分给儿们的五十亩划开了，多是个中农，纵使租，也不是什么大事，从政治上看，他是一个抗属。对一个革命军人家属，在社会上不提他的地位，已经不对，怎么能打击他呢？因此他觉得们不提他来作为斗争对象，完全是对的。他反而不赞成张裕民，在会上不提，会后叽叽咕咕，这是什么作风！这只有扰目标，也就扰了阵容。而这两个同组的工作者，很能接近群众是真的，但分析能力不够，容易被片面的事实所迷惑。文采还特别向他们指黑板报那件事，明明是群众起来说话，他们却听信了李昌的话，以为这是坏分的破坏活动，李昌不是和李俊同姓么，这些都有些耍私情！偏偏这两个少不更事的同志，却相信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