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摆谱，我确实不知西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西藏是文艺青年的圣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还给我看原和扎西达娃的小说，我佩服得不行，同时也到后悔。人一辈错过的东西太多，也不值得为之捶顿足，但是，二十岁那年没有陪着她去西藏，想起来还真是很遗憾。

我非常沮丧，拎着死兔上楼，那已经是晚上十多了，门之后，只见桌上一堆骨，盘里还有几块残。她剔着牙说：“哎哟，你还特地送兔过来？我都把我那只吃掉了。”我说：“白蓝，你也太残忍了，就这么把兔吃了？谁给你杀的？”她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杀的。”我不信，她能把一只活生生的兔开膛破肚。白蓝说：“切，我解剖过的兔比你见过的还多。”后来她还表扬我：“路小路，能啊，把兔摔死了。”我说：“不是摔死的，是绞到胎里死掉了。”她卷着袖说：“兔就是要摔死才对，绞到胎里，异曲同工。我再给你一个麻辣兔，保证你连兔都吃个光。”

节之前，厂里发了很多年货。工人都很兴，整箱整箱地往家里搬方便面和橙。最喜庆的是发鱼，两尺多长的大鱼，用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鱼是有大有小，大家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错，到第二位。当时德卵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鱼。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占了大便宜，毫无愧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大鱼。到了九四年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九寸来长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鱼，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的签。他们说，别人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他们到底了多少次，把我到了最后一位去。

她问我：“小路，你活到这么大，最害怕什么？”我说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颠倒，得我神志不清，青痘死灰复燃，脸好像从棺材里爬来一样。她说：“那我们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吗？”她问得很奇怪，分手了只会难过，怎么会害怕呢。我想了想说：“起初大概会害怕吧，以后就好了。上三班会永远害怕下去，所以还是上三班比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说：“可怜的路小路。”

我说：“好的。”

那天我吃完了兔，嘴。她指指盘里的兔。我说吃饱了，兔吃不下，再说那玩意有像人，何必为了一个兔把吃下去的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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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一边托着腮，看我吃，听我这么问，便懒洋洋地回答说：“都是啊。”

那天我吃兔的时候，忍不住问她：“白蓝，你说你到底是个温情的人，还是一个残忍的人？”

她还说，我在糖厂大闹会场的时候，她其实很我，可是她又很清楚，我这么是找死。假如我只能永远上三班，那么，我的这嚣张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我说我无所谓，再说我也并不嚣张，我大多数时候都很温和的。

我说：“我不觉得温情和残忍会在同一个人上现来。”

那年还发兔，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吃了下来，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农民没地方安置兔，脆全都卖给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成批地死去。死兔很难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鼠疫。厂里没辙，把兔发到职工手里，让我们拿回家，或杀或养，自行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自行车龙上倒挂着一只活兔，用麻绳绑着，它很难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该拿它如何置，我没吃过兔，不知自己不吃，它剥了又不够一条围脖的。我把自行车骑到白蓝家，她应该也有一只兔，两个兔在一起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结果自行车骑到新知新村，拐弯拐得太厉害，那兔一扎车里，咔嚓一声，脖被绞断，终于不再踢蹬了。

她说：“你不也一样吗？你又写诗，又要绑雷，搞得一会儿崇一会儿暴力，我也不觉得这两件事可以在一个人上现来。”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别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想不有什么晴朗的日。有一分时间，我用来睡觉，剩下的时间就在车间里造糖，车间里光线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离成灰暗淡的。我就像一个生活在北极的人，据说白夜会使人得忧郁症，减退，生育率是负数。当时我就是这情况，到了白蓝家里，看见那张床特别亲切，倒下去就睡着了。

她说：“你不要自暴自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