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千古恨”那一类的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我预想到这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表示了拒绝，理由是上诉早已上诉，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法院刚刚将上诉驳回，裁定维持原判。估计早则今晚，迟则明晨，原审法院便会将最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本人。律师不愿在当事人自知死期已定的情况下，再与其真戏假作，将上诉一节重新表演一遍。所以制作商只好又来恳求于我，希望我明天亲自，在摄影机前与优优谈谈，他说这时候与优优谈，唯我最佳人选。

我只好答应。

一来，我为了稿费必须服从这个商业计划；二来，我去也是为了优优。

我想，无论如何，优优曾经向我袒过心扉，将她从不告人的隐秘，与我。她最周月，但不能与他；她最亲大，但很少与大；她曾与凌信诚形同夫妻，但心中的这一块隐秘，也无法与之。所以制片商说的也确实没错，在优优死到临之际，与她最后的那个人，也许只能是我。最适合给予她一情安的人，最适合聆听她临终忏悔的人，也许只能是我。

第二天一早，临时组建的一支摄制小组便开车来到我家，接我一起去了关押优优的监所。一审判决下达之后，优优从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于北京南城的一个更大的看守所中。由于经过事前联系，监比较合，特地为我们在监区内安排了一个较大的屋，在我们布好灯光，架好机之后，民警便把优优带过来了。

优优目光憔悴，容貌却依然年轻。上穿的囚服尺寸有些小了，材的线条却无意间被勾勒得起伏动人。她在我的对面，隔了桌坐下。当民警将她的一只脚腕，用铁链固于椅之时，她偷看了一下我后的镜，脸上些难为情的样。这细微的动作让我心中一震，想到人之将死，还这样顾及面，可见羞耻之心，乃人之本。

谈话开始之前，我先寒暄：“优优，你还好吗？”我的神态故意轻松，声调也理得尽量随意：“好吗？这两天心情还行吗？”问完之后我才发觉这类寒暄与此时的优优，实际上是多么不够厚的一个提问，大有哪把壶不开提哪把的傻气。

好在优优仿佛比我坦然，言语表情并不上挂下连，她用颇为事务的吻答：“这些天睡得不好，所以总觉得恶心，一恶心就吃不下东西。”

“有没有去看看医生？”我问。

“没有。”她说：“前两天没心情看。现在，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我停顿少顷，开始介正式话题：“优优，今天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跟我一块儿过来看你，他们听了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经历，都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包括我在内，都对你和那个小孩之间后来发生的事情……很不理解，甚至很不相信。所以，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随便聊聊，听听你的想法。我想，我和你，咱们之间也谈过好多次了。你把你的家、历史、你内心喜谁不喜谁，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过我，我应当有义务再听听你最后的想法，对你的一生，一个完整真实的记录，你说好吗？”

优优，并且，还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如同昙一现，短促得接近于无。她在之后，又神枯萎地摇了摇，声音也显得毫无生气。

“昨天这里的队长跟我说了，其实我真的不想再谈什么了。大家都是听他们的，我说什么，又有谁听。现在我再说，又有什么用。我说我没杀乖乖，你们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