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把握的只是：确实有这样的一族。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2月2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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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给气氛”

我相信，总有些人会渴望有趣的事情，讨厌呆板无趣的生活。假如我有什么特殊之，那就是：这是我对生活主要的要求。大约十五年前，读过一篇匈牙利小说，叫《会说话的猪》，讲到有一群国营农场的猪聚在一起发牢——这些动的主要工作是传。在科技发达的现代，它们总是对着一个被叫“母猪架”的人造母猪传。该架新的时候大概还有几分像母猪，用了十几年，早就被磨得光秃秃的了——那些猪天天着大肚往母猪架上，觉有如一坨冻被摔上了案板，难免怨言，它们的牢是：哪怕在架背上粘几撮，给我们气氛也好！这故事的结局是相当有教育意义的：那些发牢的猪都被劁掉了。但我总是从反面理解问题：如果连猪都会要求一气氛，那么对于我来说，一些有趣的事情脆是必不可少。

活在某些时代，持有我这见解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年代——没得看，电影电影没得看。整个生活就像个磨得光秃秃的母猪架，好在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发牢——发牢就是架上残存的一撮。大家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人人妙语连珠，就这样把麻烦惹上了。好在我还没有被劁掉，只是给自己招来了很多批评帮助。这时候我发现，人和人其实是很隔的。有些人喜有趣，有些人喜无趣，这区别看来是天生的。

作为一个喜有趣的人，我当然不会放弃阅读这获得有趣的机会。结果就发现，作家里有些人拥护有趣，还有些人是反对有趣的。克·吐温是和我一的，或者还有萧伯纳——但我没什么把握。我最有把握的是哲学家罗素先生，他肯定是个赞成有趣的人。尔爵士设想了一个乌托，企图给人们营造一最好的生活方式，为此他对人应该怎样生活了极详尽的规定，包括新娘新郎该什么——看过《乌托》的人一定记得，这个规定是：在结婚之前，应该脱光了让对方看一看，以防上暗藏了什么病。这个用意不能说不好，但规定得如此之细就十足让人倒胃，在某些季节里，还可能导致冒。罗素先生一就看乌托是个母猪架，乍看起来奂仑，使上一段，磨得光秃秃，你才会知它有多糟糕——他没有在任何乌托里生活过，就有如此见识，这先知先觉让人佩服得五投地——他老人家还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反过来说，呆板无趣就是不幸福——正是这句话使我对他有了把握。一般来说，主张扼杀有趣的人总是这么说的：为了营造至善，我们必须这牺牲。但却忘记了让人们活着得到乐趣，这本就是善。因为这小小的疏忽，至善就变成了至恶……

这篇文章是从猪要求给气氛说起的。不同意我看法的人必然会说，人和猪是有区别的。我也认为人猪有别，这现在人比猪要求得更多，而不是更少。除此之外，喜有趣的人不该像那群猪一样，只会发一通牢，然后就被劁掉。这些人应该有些勇气，一番斗争，来维护自己的好。这个理我直到最近才领悟到。

我常听人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人对现实世界有这评价、这慨，恐怕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就在于应该什么。这句慨是个四通八达的路，所有的人都到达过这个地方，然后在此分手。有些人去开创有趣的事业，有些人去开创无趣的事业。前者以为，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们才要有趣的事。后者经过这一番慨，就自以为知了天命，此后板起脸来对别人行说教。我以为自己是前一人，我写作的起因就是：既然这世界上有趣的书是有限的，我何不去试着写几本——至于我写成了还是没写成，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很愿意就这后一个问题行讨论，但很不愿有人就一个问题来和我商榷。前不久有读者给我打电话，说：你应该写杂文，别写小说了。我很认真地倾听着。他又说：你的小说不够正经——这话我就不听了。谁说小说非得是正经的呢？不怎么说吧，我总把读者当作友人，朋友之间是无话不说的：我必须声明，在我的杂文里也没什么正经。我所说的一切，无非是提醒后到达这个路的人，那里绝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四通八达的。你可以选择。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0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