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终于逃到苏黎世，躲在一位朋友的寓所里啃着面包写“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发展”讲稿。在亡的日里，毕希纳文思泉涌，一气写了好几文学作品。躲避警方的追捕期间，毕希纳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毕希纳写信给未婚妻说：我研究了革命的历史。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可怕的历史宿命论压得粉碎。……个人只是波浪上的泡沫，伟大纯属偶然，天才的统治是一木偶戏，一场针对铁的法律的可笑的争斗，能认识它就到了，掌握它是不可能的。……我的睛已经看惯了血。不过我并不是断台的刀。“必须”是应该受到诅咒的词汇之一，人不是用这个词汇来给自己洗礼的。这些文字显得语无次，情绪异常激动。究竟怎么回事？毕希纳不过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不是在历史的革命，思想情绪怎么会被搞成这副样？原来，毕希纳在查阅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档案时，发现了一桩思想奇案：丹东之死。丹东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功臣、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签署过不少斩贵族人的手令，可算是老一辈革命家。除了丹东自己，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家丹东最终被自己发起的革命和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法送上了断台。丹东本来是革命断台上的斩刀，谁知他的和也成了斩刀下的什。丹东为谁或为了什么信念而死？事隔几十年，这宗思想疑案一直没有人搞清楚过。毕希纳凭着二十二岁的青年血气，决意自己来办一次思想侦探案。思想者大致有两类，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作犯科者，通过论说制造思想奇案；另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刑事侦探，专破历史中沉积起来的思想悬案。就拿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近的十九—二十世纪来说吧，卢梭、黑格尔、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都是些现代思想界的作案要犯，施特劳斯、沃格林、洛维特则是些思想案件的大侦探。思想刑事侦探不是对历史中的思想德检察，然后提政治控罪——那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局的侦探的事，而是侦察在历史社会的大街小巷中发生的把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搞得犬不宁的思想刑事案件，搞清案情，然后在公共舆论中对思想界的作案要犯提检控。思想界的作案和社会生活中的作案一样，都是自然而然、永不可能杜绝的事情。日常生活需要侦探，思想生活也需要侦探。有了侦探，人们的生活才得安宁。我不敢说毕希纳是现代的思想侦探的第一人，但肯定可以说是前驱之一，或者说是极有智慧的一个。毕希纳仅用五个星期就把“丹东之死”这桩案搞清楚了，并以索福克勒斯的气度、莎士比亚的文风写了案情报告《丹东之死》。案情报告写成了一现代悲剧，足见毕希纳被这案搞得激动得不可收拾。这篇案情报告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在现代思想史上成为一块路碑。一百六十多年来，德国甚至整个欧思想界不断有人被他尖锐的思想侦探能力引；纷纷惋惜他的早逝。的确，要不是因为毕希纳偶然发烧死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语思想界，克思、尼采恐怕就不会那样作案了。在毕希纳的激情之笔下，丹东之死既有苏格拉底的饮鸩气概，又有耶稣的客西尼园悲情。这些气概和悲情簇拥着一现代的生存理观：一相当脆弱、但在历史选中的个人上又相当毅的理。与苏格拉底和耶稣一样，为了证明一理的正当；丹东被当时的法律制度合法地审判有罪，被民主地送上断台。丹东之死属于那新理不该死、旧理又该死一类的历史事件。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总是在新旧理的替时刻发生。可是，革命家丹东正是为了新的理而发动革命，又被新理的革命法斩掉脑袋的。丹东之死是桩奇案，就奇在这里。写完《丹东之死》后不到一年，毕希纳就发致命的烧死了。这场突发伤寒令我生疑：毕希纳发的致命烧是否与他侦破这宗疑案有关？不过，这倒是案情之外的事了。  华人小说吧电站

丹东之死是因为断台变成了礼拜堂？

丹东的人被革命法斩掉，是因为他像嘉米叶那样，睛“曾经为几个不幸的人过”？是因为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往断台运犯人的车碾平了一条大”，觉得罗伯斯庇尔“想把革命变成宣讲德的大厦，把断台变成礼拜堂”？总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公安机关杀人太多，于是开始忏悔，不想继续革命，以致同罗伯斯庇尔发生冲突？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冲突，无疑是他的死因。但是，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究竟在哪一关键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他们两人不是革命同志？不都在为新的理献？的确，革命后的丹东变了。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时候，丹东不再革命了，整天不是与同伙发犬儒主义的牢；就是与女调情，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