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媒，展现十分多样的格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逐渐占据文坛中心，成为国民文学的主导。然而，通俗文学长期没有消失，它们经过改良和演变，一直充当着现代中国国民的基本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把通俗文学也逐渐纳计划生产的轨，形成大约30年左右的独特的雅俗合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学解放的号下，新文学实际上仍然充当着主意识形态的同谋者，而重新恢复市场独立的通俗文学，则呈现比较复杂的面貌。其中席卷大陆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被许多读者和学者从通俗文学的家族中剥离来，成为中国当今文坛的焦之一，引起长期的关注和争议。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文学的重新理解问题。本文试图从国民文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金庸小说为现代中国读者所构建的中国想象。一文化中国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确立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最大多数读者。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魅力。金庸小说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与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大陆文学中那有意否定传统的倾向相反，金庸小说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以传统中国继承者的面貌引了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等所谓“中华文化圈”的大量读者，实际上成为大陆以外的一个“中华凝聚力”中心。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行的。一个是从大着，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综合、汇，再一个是从小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巧和艺术。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各个组成分，写了一“三教九”众声喧哗的文化响乐。同时，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广泛描写了中国大陆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特、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他还一步写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神褒扬到了极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从前期中期的一座分岭，在这作品中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妇为保卫襄壮烈牺牲，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则更明确地把个人自由问题设置为主人公的第一关怀。张无忌可以放弃明教教主——实际上是放弃了大明朝开国君主的地位，但是却不能在四位年轻女中确定哪一个是自己的最。令狐冲也是断然拒绝继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视为至无上。在杨过、张无忌、令狐冲中，并非没有正邪善恶，但是这些对于他们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遥才是他们的“黄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后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石破天连自己到底是谁也几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龙八》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这130万字的鸿篇制中充满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悯，空观念、有无观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艺术方式呈现极大的诱惑力。以至有学者指，金庸小说可佛教的门书。沉的文化内涵，是金庸小说能够引大量层次读者的关键。金庸笔下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到《天龙八》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经常在一些大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例如《天龙八》从云南大理写到江南姑苏，然后又写到河南、山西、浙江、宁夏、北、关东。金庸不但写了各地不同的景、风俗以及人语言，更写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院。这些人上的个都与他们的“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觉得非常“过瘾”，他们从中到了中国之“大”，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会觉得拥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国，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化，都是有无穷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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