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探究人类社会、历史、情、生命的宏大气势，但主要华还在于主人公印的浪漫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印在五四时期走家，曾加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四·一二”被捕，狱后受同志怀疑而愤然脱党。经历了一场狂又失落的恋之后，印又去东北参加义勇军抗日，溃散后回到上海参与黑社会走私，在醉生梦死中企图以堕落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小说上天地，激情奔泻，将通俗惊险的故事与现代主义的沉思为一，使人得到极为复杂的艺术受。徐訏、无名氏的创作，开拓一与世界通俗小说接轨的畅销书。他们的作品中有世俗读者所好奇和渴慕的一切：艳遇，历险，战争，革命，艺术，宗教。它有十分雅的一面，挖掘人，追觅哲理，文风清新华丽，技巧全面现代。但它又有俗的一面，即故意过分地制造传奇，以“超俗”的面貌来满足现代读者企图摆脱现实烦恼和生活欠缺的乌托心理。40年代的中国，受“五四”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读者群已经形成，现代大众需要一现代形式的通俗小说作为神粮，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就正是此中的品。他们把中国的都市通俗小说，提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走向多极（1）

——抗战时期通俗小说的雅化抗战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狭义通俗小说主要在沦陷区，而国统区只有张恨一支孤军。与战前的繁荣、调整、中兴三个阶段相比，此期的通俗小说不可阻挡地走向了成熟。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是雅化。张恨的“雅化”，从他走上创作路之初就开始了。他的整个创作路，就是一个曲折的“雅化”程。在他最早发表的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中，他对新旧两派文学都行了批评，借施耐庵之，宣布要“和似是而非的小说商宣战”，借吴敬梓之讽刺白话新诗。他提了自己明确的文学主张——“样无非翻旧，文章也要顺”。此后的张恨的确是照这个主张对章回小说行改良的，即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作为雅化方向，心结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时人对此不兴趣，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描写、格刻画和景烘托。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解放意识和平民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超一”作家，同时也成为新文学“擒贼先擒王”的重打击对象。直到抗战之前，尽他写了不少脍炙人的名作，但他始终觉得尚未找到雅化的终极归宿。他时而在揭社会的喝彩声中获得一成就、优越，时而又回到以小说为“小”的自卑、无聊中。《金粉世家》自序中云：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继而更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也？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借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把笔为此，即不脱浅陋与无聊。华国文章，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事实上，张恨的顺应也好，样翻新也好，主要于使人“愿看吾书”的促销目的。尽他有着个人的痛苦和对社会的愤慨，但他的创作并非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所以无论他写作“国难小说”，还是改造武侠小说，一方面在通俗小说界显得太赶时髦，雅气得让人追不上，而另一方面在新文学阵营看来，却仍觉换汤不换药，不可救药。他的那些苦心实验的“技巧”、“革新”，都成了费力不讨好。是抗战，使张恨通俗小说的雅化飞跃到一个新阶段。首先，在创作宗旨上，他从把写作仅仅当成谋生的职业，变成了当作奋斗的事业。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要为“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工作，他满怀使命地写：我们这分中年文艺人，度着中国一个遥远的过渡时代，不客气地说，我们所学，未达到我们的企望。我们无疑的，肩着两份重担，一份是承接先人的遗产，固有文化，一份是接受西洋文明。而这两份重担，必须使它，以产合乎我祖国翻中的文艺新产品。在与新文学阵营的关系上，张恨由对立和怨恨转变为合作和追随。他接受现实主义理论，接受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接受新文学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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