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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他对官世界的态度。也时常有人因读了一本书而大彻大悟，而重新人，这必然是作者看世界的态度打动了他。而这作者的态度必然是要发自真心的，独特的。读者并不要求作品实有其事才算真实，而是要看作者的一字一句是不是面对自己的良心去写的。《林海雪原》充满了传奇式的夸张，但读者认为它是真实的；《苗》尖锐而生动地揭了医院的不正之风和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读者并不因为其政治倾向就认为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应该承认，真实问题首先不是作者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作者如何对待自己的真实觉，如何对待自己的良心问题。真实的第一要义在于“真诚”，没有“诚”，也就没有“实”。作家的文学使命和德使命都应该首先立足在这个“诚”上。欧仁·苏正是对于笔下的善良人缺乏这真诚，急不可待地去“弥补自己的孟浪无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和老太婆、所有的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彩”（《恩全集》2卷218页），他的《黎的秘密》才丧失了他的能力本可以取得的真实。可见，选择什么样的世界，如何使读者看得更清晰，这些都不过是第二位的，技巧的东西。而“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他的血和来”（鲁迅《论睁了看》）才是现实主义对真实的本要求。在这样的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客观。在客观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与倾向相矛盾的难题。恩格斯在肯定作品应该有倾向的同时说过：“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给读者。”（《恩的选集》4卷454页）这么几句简练明确的话后来居然误读成“艺术描写的真实和历史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绝对的客观，超阶级、超德的客观，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便不臧否，心中必存褒贬。而且选择就是判断。不论福楼拜的不动情效果，龚古尔的确笔记，还是左拉的科学程序，都只是在表面上到了作者的消失。如果创作者真的对笔下的一切无动于衷，那么文学本就没必要存在了，这是违反创作规律的。说到底，所谓客观，不过是一个怎样表现倾向的问题。从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角度来看，作者以什么姿态来面对读者，是长官，是教师，是朋友，是导游，还是火车上相对而坐的旅伴。作者的倾向是表示“我个人是这么看的”，还是“你们必须承认”。所以，客观在实质上又是一个主观态度的问题。把文学的客观描写与思想改造任务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许多人对“结合”二字又产生了误读。把“结合”理解成“合”就是一。这样的作品即使作者竭力保持冷静，从不站来大喊大叫，也难以保证其艺术生命的长久，因为在这里客观与倾向已经不再是构成一个张力系统的矛盾关系，而是一主仆关系了。抗战初期的老舍和文革后期的浩然都有过这教训。如果再其次把“结合”误读成“凑合”，那就不仅亵渎了文学，同时更玷污了思想改造的任务。总之，客观与倾向，一个是横坐标，一个是纵坐标，互为制约，互不可废。客观应首先现在对读者、对人的一平等尊重的态度上，现在对自己的倾向充满自信、充满负责神的从容风度上，其次才是确的描述，细腻的刻画等等技巧方面。还应该指，客观并不一概排除夸张讽刺和抒情象征，否则，诸如万提斯、鲁迅、肖霍洛夫等人就要被排除在现实主义大师之外了。可见，客观应该是在风格上有宽容神的，并不是板起脸孔来一丝不苟地写社会调查报告。至于倾向，则随着时代要求及作家习惯的不同，有时表现为踔厉风发的战斗，有时变成语意玄远的秋笔法，有时则似乎真的消逝了，需要探赜索隐，这些都应该为客观所允许，只要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来”的。我觉得这样看待客观这一涉及许多哲学终极观念的问题，才是诚实的、辩证的态度。典型，大概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最发达、最严密的一分了。如果只看典型是共与个、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那么每一个人就都是典型了，事实上也确有不少人是这么认为的。为了避免这泛典型主义，人们就不得不一再调它的概括和普遍意义，要求它比实际生活更、更烈、更集中，带有某“提纯”，用r。韦勒克的解释是“构成了联系现在和未来、真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桥梁”（《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这样，就造成了读者中和批评家中不同的两典型。读者所认为的典型，更着重于此岸的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