袜，袜直卷到脚踝。

他陷了困境：在情人们中，他对特丽莎的使他蒙受恶名，而在特丽莎中，他与那些情人们的风韵事，使他蒙受耻辱。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牧羊狗。没有人要这些杂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斯看着这些小狗，知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形如德国牧羊公狗，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前，那狗当即撒了她一。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机能吗？”“完全可能，”托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恋趋向。”太奇怪了，托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斯为此而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的会议上曾与托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斯担心，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斯对她的回答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我为什么要去？”“他们会给你吃苦的。”“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托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为什么不能？”“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面人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醉了大家。这是一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成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话来，结结，不时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放西伯利亚。可有一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苟延残，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受过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