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他不老实时，托斯几乎要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德的障碍来持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上就给忘了。”“他什么样？”他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发、剪平的矮个男人，托斯现在尽力选择与他相反的特征：“个，留着长长的黑发。”他说。

“呵，”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对了。”托斯说。

“背有驼。”“对了。”托斯心想，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斯说了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有关词序的问题。”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造借。里来的人对于托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逻辑吗？”这回托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三分之一。”里来的人摇摇，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太弹琴了。”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该怎么办。”他向托斯把手伸过来，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与那位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斯地陷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托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嘛要多嘴多？他对自己不兴到了极。

两周后，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去喝酒。但这一次托斯提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行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从内务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斯。托斯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的气说：“我们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了一些汇报。你是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的，只是让它在报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来。”他给托斯一张纸。

托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的问题，还包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调那个个、驼背的编辑，托斯知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托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