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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花画店开在黄兴路上，老板是三个人，李国庆、王军和投资了一千块钱的伢鳖。刘友斌虽不是老板，却也画了几幅小油画拿来挂在向阳花画店里，指望着李国庆一高兴把他的画变成人民币。刘友斌审视着自己的画，一边在画的下面贴着标价，写着：八千元人民币、一万元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接着，他站在远处欣赏，觉得自己在广州美院油画系没白混四年道：我自己都觉得我的油画在湖南算画得好的。李国庆说：那是那是。刘友斌相当满意的样子笑笑，随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了。李国庆走上去，把刘友斌贴上去的标价撕了，重新贴上标价：一万五千元人民币、两万元人民币、两万五千元人民币。李国庆对王军说：我们总要赚钱才行，不然我们又怎么能养活这个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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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野兽十二（2）

向阳花画店里的油画和国画都标价太高了，长沙市民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意识并没上升到收藏艺术品的程度。那个年代的长沙人还对艺术不感兴趣，要他拿五十块钱买一幅画，他仍然会犹豫半天，因为五十块钱的用途实在不轻，在一九九三年至少可以让一家三口吃整整一个星期饭菜，或者可以拿它买一双国产旅游鞋或买两件t恤衫送人，所以没人舍得花几千元或一万两万元买向阳花画店里的画。但李国庆不是这样认为，他觉得越是这样就越要把画价标上去，因为与其卖二十张画赚五百块钱，不如卖一张画赚五千块钱。这种思路对是对，但不符合“行情”。那时候来长沙市的外国人或香港生意人的确不多，一是湖南是内陆省份，又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来长沙的老外或香港、台湾人不多；二是，就长沙市而言，一些于本地发起来的大老板都是土老板，就在早两年家里还是挂吉祥喜庆的年画或父母仍在喂猪的角色，这些人做人做事都举一反三，轻易不会把自己好不容易赚到的钱拱手送人，而艺术品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哄鬼的东西。刘友斌的那三幅油画挂在店堂里就从来没人问津，一些忙着结婚或搬新居而需要在客厅里挂画的长沙人，走进向阳花画店寻找合适的画时，伸出头一看，幅幅都是几千元或上万元，他们都懵了，甚至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转身走了。你们的画标价太贵了，王军的女友看了圈价格后，吐了吐舌头，说这怎么可能卖掉？

王军在一家卡拉ok厅里等人的当儿趁机勾引了一个妹子，开始以为那妹子是坐台的，后来一交谈才发现那妹子是做服装生意的，那天她在卡拉ok厅里等她的男朋友，而她的男朋友居然在麻将桌上，为了实施对男朋友轻看她的报复，她那天就同王军上了床。一上床她发现王军比她男友可爱多了，于是向王军打了个报告，要求成为他的女友。王军见她一打开皮袋就是一大掇一大掇人民币，又如此主动，就做出绅士的笑容接纳了她。卖服装的女人当然晓得长沙人的消费水准在什么位置上，她说：一百块钱以下一幅肯定会有人买，一百块钱以上的就很难走动，我卖服装就是这样的。李国庆感到绝望，做一个油画框，将油画布钉上去，用进口颜料画完它，再做个外框框起来，刷上油漆，成本加工钱少说也要一百块钱，还不要说房租、电费和水费及工商管理费、税收及街道办事处来收的卫生费等等了，一幅画卖一百块钱那是做贴本生意。李国庆把伢鳖叫来了，让他画国画，因为画国画成本低。伢鳖很愉快，一个下午就画了七八张山水、竹子和荷花什么的。李国庆觉得这好，一律标价五十元一幅，并将伢鳖画在宣纸上的国画直接吊在绳子上，两头用木夹子夹着，挂在店门外随风飘摇。隔壁店有一对夫妻是做服装生意，他们把服装也摆到了门外，挂到了外墙上。一天上午，隔壁服装店的老板晚来了几分钟，见他原来挂衣服的地方居然挂满了在风中飘飘荡荡的画，火了，三下两下地把那些国画扯了，扔在地上，任过往的行人践踏，这把李国庆和王军的脸气歪了，觉得隔壁的老板太霸道也太不珍重艺术还太不把艺术家当回事了。王军走出来，率先看见，眼睛就鼓得牛卵子大，我要日你的娘，王军骂道，赔罗赔钱罗。

隔壁服装店的老板是个三十几岁的老满哥，个子很矮，小名叫辉哥。辉哥年轻时候在南门口一带打架非常出名，打群架时不要以为他个头矮他就往后躲，他常常是一马当先，举着砍刀或铁棍。他当然就什么凶险场合都见过，他走出来，瞪着王军，小鳖，你骂哪个？王军最怕别人叫他小鳖，他小时候因长着张小白脸，跟着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混时，他们从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小鳖，致使他多年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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