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心理中有一杀富复仇的望，他们都希望富人被谋杀或车祸死于非命，巷里光着胳膊就着生米喝劣质酒的穷人们在谈到某有钱人或某领导被杀被枪毙的新闻时，脸兴奋得通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好像喝去的是富人和贪官的血，很有营养。我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拎半瓶酒挤在巷跟他们一起说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话，同时把听到的一些杀人放火的传说编成纪实拿到报纸杂志上去换钱。卖鱼的胡四时常拍着我肩膀说：“你也该枪毙，阿诗玛烟，喝的酒也值十几块一瓶。”我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争辩说：“阿诗玛就要枪毙，全国还不杀得尸横遍野。”其实我的是两块五一包的“天堂”烟，因为想跟他们近乎，才咬着牙买一包好烟的，毕竟以前我有过钱，我时常总是想起孔乙已是穿着长衫喝酒的。

我简直愤怒到了极，我跟张秋影是由认识而后才上床的，是有情的，而且我除了张秋影外从来没嫖过娼，怎么能说我是嫖客呢？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罪恶，并企图让时间冲淡和磨洗掉妻的仇恨。我现在租住在城郊结合的一间民房里，重新开始当自由撰稿人，写一些杀人放火的稿，挣一小钱维持生计。心里空虚时，就钻网吧上网打游戏，或找一些无聊的人聊更为无聊的话题，诸如是否卖一些兵俑到国外换钱给下岗工人买饭吃，还有法功是否能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天堂等，反正不聊女人也不跟女人聊。我作为一个生理上的男人已经基本上报废了。

世纪末的人们，大都是不计后果地活着。因此，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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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从窗渐渐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悬挂在编辑的墙上，是一个女丝袜的广告。我说我不。

最近的稿不好卖，各刊和报纸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记者，我这个没份的人去案发现场常常被警察轰去，有时候，他们还在我面前晃动着手铐警告我。听来的故事报纸杂志由于怕吃官司也不敢轻易采用。《红裙》杂志社要我到暗娼中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女大学生走夜总会》，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岁的人还要小偷一样去勾引女大学生窥探少女的隐私，我到无比窝。我对《红裙》编辑主任王娟说：“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也许还能勾引到女大学生，更何况我现在一贫如洗。”王娟在光线很充足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钱，我们可以预支一分稿费给你。”那神情很像一个恐怖组织领导人在向手下布置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暗杀任务。我说：“即使我有钱，也不能勾引女大学生。”王娟用纯技术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的是夜总会里女大学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学生，你必须拿第一手材料。”

嘲的目光和蔑视的表情，于是，我住妻的压力，决不买房，将挣来的血汗钱用来开了一个“光小酒馆”，由于资金少，小酒馆只好开在一个穷人很多的旧街巷里，挤在一大串卖烧饼的、炸油条的、租影碟的、修车补鞋的、开容院的小铺中间，生意很清淡。光小酒馆笼罩在城市的影之下，终日不见光，像一个潜伏在杂无章的人群中的小偷或一个脸上涂抹了许多脂粉随时准备卖的女，产生这觉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灰心和绝望，每天守着小酒馆望着城市的天空发呆，繁华的城市以及楼里面每一扇窗都在拒绝着我的妄想，我是这个城市随地吐的一痰。我在无法拯救自己又不愿正视现实的时候，就只好用一极端的方式来反抗这生活，这就是我跟隔容院的小张秋影在去年冬天一个下雪的夜里终于到了一张床上，我知容院基本上不是用来容的，所以就让她到我店里来当服务员，每月开800块钱工资，可惨淡的生意使她无法守我们之间质可耻的情，脸上的脂粉一败涂地，偶尔来几个客人吃饭，她动作懒散地将筷和酒杯很虎地丢在客人的面前，像面对着借钱不还又不好当面发作的穷亲戚一样冷若冰霜。当我决定跟她分手的时候，她却提前将我一脚踹了，她跟一个白粉生意的小伙走了，一声招呼都不打。这短命的不切实际的情毁掉了我和妻十年夫妻情分。隔容院小老板反复找到我妻说我挖容院墙角，妻终于忍无可忍地跟我闹起了离婚，我真心诚意地向妻认罪：“能不能给我悔过自新的机会？”妻韦秀在即将破产的纺织厂当女工，她不参加静坐示威，却对我义正辞严地说：“如果你真的找一个本分的女人，我也许能够原谅，可你找一个女来侮辱我。”

城郊结合居住着大多数是从乡下来城里拾破烂的、贩菜的、杀猪的、卖鱼的、逃避计划生育的、拐卖妇女的、卖嫖娼的、造假证件

小酒馆在一个开的日里倒闭了，韦秀不愿宽恕我。离婚的焦是五岁的儿判给谁，我要儿归我，她对我的律师说：“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嫖客能培养品质优秀的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