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三块钱午餐费。郭诚副书记年底就要退休，他就对郑天良说：“我不想跟县里领导什么近乎，你非要着我陪，还得三块钱，我在堂一块钱就够了，这钱你得补给我。”郑天良说：“你再忍一忍吧，熬到年底你不就解放了嘛。其他人还不知要陪到哪一年呢。”

那年月，没有传呼机更没有手机，县委办打电话说县里要来人，郑天良就到村里去了，谁也不知他到哪个村去了。一次即将退居二线的县委陈书记陪同市乡镇企业局林局长来坝考察指导工作，县委电话明确指示郑天良在乡政府坐等，可两辆小车开乡政府大院后，接待的郭诚副书记说：“郑书记临时有急事到扬州去谈合和酱菜厂扩建的事了，他让我负责接待陈书记林局长。”陈书记意义很不明确地说了一句：“没关系，有你们几位在就行了。郑书记以工作为重，值得肯定，我们主要是来转转的，不是来工作的。”

如果说县委书记到乡下来仅仅是转转，那么书记不转转是不是要亲自参加腌菜和骟卵呢？领导的工作就是转转，转转也就是领导的工作。所以郭诚将这些话告诉给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居然说了一句：“陈书记不会有你这么狭隘的。”郭诚说，“郑书记，论职务，你是我上级；论社会经验，不谦虚地说，你是我的下级。”郑天良说：“你老郭不要把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简单化，不然你就什么工作也不要了。我们基层要把心思放在琢磨事上，而不要放在琢磨人上。”

其实，郭诚的话是真话，只不过在官场上是不能也不应该说真话的，真话有时听起来就像假话，假话听起来才是真话。

时间一长，县里的各级领导就觉得郑天良在对待上级领导的态度上是有些问题的，只要上面去人，总是不见人影，不陪喝酒，偶尔为之，尚情有可原，一而再，再而三，谁都能看一些名堂来，更何况郑天良是全省“十”乡镇的一把手。大家或多或少地都觉了郑天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在坝建独立王国，搞诸侯割据。县委常委会上，谁都不会把这些话直接说来，只是大家心中都有数。有些话，能说不能；有些话，能不能说，这都是官场常识，不懂常识就要犯错误，就要栽跟。如果你在常委会上说郑天良不陪上级领导吃饭喝酒就是居功自傲、搞诸候割据，是缺少严肃的，如果以此来对不唯上是从的下级公开下手更是于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容的。所以年底的常委会上，大家都认为乡镇在一个地方不宜工作太久，要动，在动中用活，在动中发挥的潜在能力。所以大家对将郑天良调到至今百分之八十村没有通电而且地痞氓横行的东店乡任党委书记都没有表示异议。只有黄以恒县长说了一些不同意见：“坝乡是我们县的典型，也是郑天良多年扎实苦开拓奋斗的结果，如果从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看，郑天良是不是可以暂时不。”

陈书记说：“郑天良的成绩从定书记到我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成绩大了也是个包袱，从关心护年轻发，郑天良到东店乡对他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以恒呀，我们都是共产党的，都是在党领导下工作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是离了谁就地球不转了。”

黄以恒说：“郑天良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有一些缺，但这个同志对工作、对事业是度负责的，也是很有开拓神的一个。”

陈书记摘下镜，用睛盯着黄以恒：“以恒呀，你看问题的角度很成问题，将郑天良去这是据工作需要，而不是因为什么缺和优，全县工作要看成是一盘棋，而不要看个别棋。郑天良的谈话由我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黄以恒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党是我们的组织路线，黄以恒县长作为政府首长当然要服从党委的决议。

陈书记找郑天良谈话的那天，天空中飘着一些细碎的小雨，一九八七年天的雨似乎特别密集，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张被漏了的筛。全国都在批自由化，一些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由于纵容自由化泛滥而栽了跟，他们不情愿地从自己坐得的椅上离开然后检查站在雨中反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