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作镇静地说：“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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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采访基本上是失败的，但给我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王月玲肯定是与郑天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并不像她所讲的那样简单。因为在审判我舅舅郑天良的时候，法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这应该算是一个意外收获。然而除了王月玲片言只语外，我只能

王月玲很怀疑地看着我：“你该不是为那些庸俗小报写别人隐私的写手吧？我看你很像，所以我不打算说什么，我只能说郑天良曾经救过我，他让我从地痞氓的威胁下逃了来，并让坏人绳之以法了。他跟赵总关系很好，我是赵总手下的一名门副经理，帮助我也就是帮助赵总。其他我不想说什么，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关系。”

王月玲现在是武汉一所综合大学经济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她在回到老家后用自己挣来的钱了考补习班，去年以全县总分第二名考了这所知名的等学府。我找到王月玲的时候，她正在图书馆看书。我将她约到了学校留学生俱乐里喝咖啡。

我相信没有记者会知她在合安县打工的真实历史，我本来不想问，但为了挣那笔可耻的钱，我还是咬着牙说了一句：“你在合安县打工的时候认识一个叫郑天良的人吗？”

完这一切，我突然有了一神圣的觉，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活得非常猥琐，妻儿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书商对我指手划脚，而为了挣钱养家糊，我忍辱负重，卖尊严，也卖我舅舅郑天良的历史，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舅舅那些令人龌龊的丑行在我面前越堆越多，面对我舅舅的丑行就像面对着冷的女人的月经一样让我恶心，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继续恶心下去。

王月玲突然脸刷白，一不会掩饰的难堪不由自主地暴了来，我从她这个表情上很轻易地就判断了她与我舅舅郑天良肯定是有特殊的关系。她咬着嘴，很困难地说：“我不知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书商姚遥批评我说如果郑天良这个腐败分与女人的写得不充分，就决不版我的这本书。我坐这趟车去武汉是为了找王月玲行采访，想从她那里能不能得到一些我舅舅的有关材料，我得继续将恶心当作米饭来吃，我得继续寻找并陶醉于月经的气息。

我说：“那么那房是怎么回事？房产证是你的名字。”

王月玲说：“我不知，也没想过要那房，而且那房的合和集团的，我只能理解为是职工宿舍，或特殊照顾门负责人的宿舍。我在岗位上是称职的，我在合安就像你现在在武汉一样，是一个过客，没有其他意义。”

王月玲坐在我的对面，穿着一浅黄的纯棉休闲夹克，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白羊绒衫，一乌黑的发沿右耳际向后甩开，显示不对称的和谐，她的脸上没有丝毫风尘的气息，纯净的表情和书卷气使我无法开向她问起那些龌龊的事情。她的经历有些传奇，乡下打工妹在失学三年后又考上了等学府，曾引来许多记者苍蝇一样地扑了这所校，见多识广的王月玲面对我的时候显得很平静。见我没开，她就说：“我早已经不是新闻人了，去年刚校时，有不少记者采访我，今年你还是第一个。其实我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家里穷，辍学打工，心不死，边打工，边复习，就考上了。多少有运气吧！”

王月玲说：“我知。但我不想说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因为这是我的隐私。”

我说：“这就是说，你承认你跟郑天良是有关系的。”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一个关注打工群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因此很希望你能说一说一个打工妹与副县长之间的真实关系。”

我自己捐了二十块钱，因为我也没有再多的钱了。当我将四百二十八块钱到老农手里的时候，老农让他孙给我跪下，我拉起了正要下跪的小孩。说：“老大爷，天上掉不下馅饼来。以后注意一就是了。”

王月玲，她睛注视着咖啡屋外面的树，树在这个季节赤。

我的呼吁下，大多数人都掏了十块钱给了我，有些人不情愿，我就向他们鞠躬，其中有一个有残疾的年轻人红着脸捐了八块钱，他说如果都捐了，他转车买车票的钱就没有了，两个被偷了六千块钱的小贩哭丧着脸没有捐钱，我也就认了，但司机不愿捐钱，他说：“我每天跑这条线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如果都捐，我还不破产了。”我攥住卖票的小伙的手说：“你们必须捐五十，你们只知收钱，对乘客的财产安全一都不负责任。”小伙问司机怎么办，司机说不要睬他，乘客纷纷谴责这见死不救的行为，我将卖票小伙的胳膊反背过来：“捐不捐，不捐我今天就将你扔到车外去！”车上的乘客跟着我起哄，司机在前面发话了：“给他五十块钱，认倒霉吧！”我收下五十块钱后说，“倒霉的是乘客，而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