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的组织与理方面，人们对个间差异的可能，一直就是几乎本不予理睬。结果，不同个人对的不同评价问题，被诉诸刑法、神病医生或其他什么社会机构去惩。其实，就和对的评价而言，涉及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不同问题。

我们的调查表明，每星期释放1次到次的男占％，其余％的男属于多与少两个极端状况。有％的男每星期平均释放7次或7次以上，而且持续至少5年。他们的导致的活动，大分发生在某些朋友或熟人之间。至于女的情况，将会在我们下一书中详述，但尽女的大多数都频率较低，但她们之中的个差异，即不同频率的分布范围，却比男更大。

那么，任何一个个是否有可能照比自己实有频率更或更低的频率，来评价所有活动呢？即使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也不易回答这个问题。在讨论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会议上，我们可以听到非常不同的意见，从主张绝对禁直到主张公开采用任何活动方式，无所不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像这样，在人们中间引起如此公开的分裂。任何旁观者都会承认；单纯外在因素绝不会导致聪明人们得如此不同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能获知会议参加者的个人经历，就可能发现：这群人中有一些，一年内释放不超过1次或2次；而在场的另一些人，则持续而规律地每星期经历10次或20次。这就是说，个人的释放频率，与他在社会争论中所采取的立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相关联系。可惜的是，争论任何一方中的极端者，可能都本不曾想到：自己的对手也许有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经历。更可惜的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糊涂氛围中，人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青少年的犯罪，讨论着化法律，讨论着制定专门的法律。人们知，远在这讨论会会场之外的政治家们，必然会反会场中最响亮的声音，必然代表这些人的态度和经验。政治家们永远不会遵照一基于客观统计资料的科研成果来行事。

第九讲释放总论（3）

科学界对的讨论中，也极少注意人类行为的广泛多样。许多著作中的结论仅来源于作者个人的经历。尤其是连一些学者也在使用“正常的”或“反常的”这类术语，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充其量只表明这位学者是在个人味理客观资料，其“研究”不过是个人立场的表白。

我们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一释放途径或频率可以称为“正常的”、“典型的”、“有代表的”。它们只有差异，而且除了差异之外什么也不表明。它们分布的广泛及其相互间的连续向我们表明：所谓“正常的”和“反常的”之类术语，不在科学的词汇表之中。充其量说来，所谓“反常”，也只不过表明某些个人的活动频率在人群中较少现，或表明这类释放途径在总人群中并不通用。但即使如此，这也只能表明这些个人稀少，而非“反常”。再一步说，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将据事实材料证明：许多在教科书上被确定为“变态”或“反常”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在人群中的发生率达到30％、60％甚至75％。因此，对这类行为来说，连因其稀少而被斥为反常，也不足为凭了。

“反常”这一术语，在医学病理学上是指与一个活的生理健康相抵的状况。在社会意识中；“反常”可以指那些导致个人与社会适应不良的活动。但是这样一来，就立即涉及两个定义：个人的生活怎么才叫好？什么样的社会评价才叫好？而我们知，这两方面的定义远不如生理学对健康的定义来得确。绝不能说任何偏离德的活动，或任何违背社会禁忌的活动，都总是甚至永远是某神经病或神病。我们所调查的大量个案中，大多数从事违背禁忌的活动的人，都没有因自己的活动而产生特殊苦恼。许多心理学家或神分析医生，以及其他治疗社会适应不良症的人，常常认为大多数人在评价自己的活动时都遇到障碍或苦恼。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再简单不过：一个门诊并不等于全社会，一些病例也不等于总人。实际上，“反常活动”之所以总是造成神病和变态人格，只不过因为那些前来求医者，都对自己的活动到不安与负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