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事件中，司徒华、钟奎等腿都跑断了，纷纷从长沙回来跟香长和唐皆能诉苦。对于王建光的举动，唐皆能有不同的看法，这天在仙姬巷十一号，邓世耀向他要点花费，送与司徒与钟，以作进一步打算。唐皆能说：以冯玉祥之骁勇，尚不足为我等所虑，国民党自此一乱，蒋介石之威信大打折扣。，即便是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推倒了袁、张的公然复辟，击败了北洋军阀的长期混战与统治，已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政党，但宁汉合流这一事实证明，国民党缺乏一个坚定而又彻底的民主革命派。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高潮与低潮的不等与不同，加之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又交相并作或交相一体，其革命队伍、尤其是领导集团自身发生分化，分裂，甚至党争，也就史所不鲜。同时，革命成功以后，为旧有的专制权力意识所影响的某些民主革命家们，如蒋介石为争名夺势，而使自己丧尽一个民主革命家的风采；如汪精卫则为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惜背叛孙文之“三大政策”，这也就丧失了民主革命本来面目。邓世耀苦笑着说：看来唐大哥是不愿掺和李汉如、黄天明、冯玉祥之政事啰？你要知道国民党——这个在辛亥之后以统一战线形式组成的政党，出现党争乃是难以避免的问题。

唐皆能严肃地说：并非唐某吝啬钱财，只是以阴谋手段而求发展，不足以立于江湖。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早有日本东三省利益密约，更有与中共反脸之仇，在北伐军中，原就有一些旧军人和旧军阀，他们有的是因为略知共和而参加了北伐，甚至成为北伐的功臣，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有的则因北伐的节节胜利和即将告成，才投机国民革命而参加了北伐，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他们既深受辛亥之后十数年军阀混战的影响，甚至亦是参加者之一，如果东北不能保持现状，这两个问题都将成为中华民国爆发内乱和内战的祸胎。由李宗仁所挑起的桂乱，和由阎、冯为主体，联合李、白等其它新旧大小军阀共同反叛的中原大战，表面上看被平息了，实为中华民国领袖之争，给国民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与恶果。东北的张学良，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新疆的盛世才，陕西的杨虎城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莫不如是失去了主义而陷于内乱。因此和平统一与以“和平手段得来的统一”，便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则可能埋伏着朝附夕叛的危机。邓世耀笑着说：此种情况都在建光兄与堂主掌握之中，未足为虑。唐皆能摇头：虽近年来，我专注于商务，仍痛感民国无英雄人物；即使得军情保密之便，以中央军之拨扈，洪福堂子弟，仍不足以保全，当急之要务，乃求新兴之力量，莫如中共之武装。邓世耀吓了一跳：这可是要吹头的大罪，弄不好可要满堂抄斩的呀。唐皆能正色道：险中求胜，乃至于死地而后生，切不可一昧流于内争。邓世耀说：祖元、祖威等人，经此次大变，仍在湖南，乃是建光韬光养晦结果，没有他们撑腰，恐怕洪福堂早已被五贤社所灭。唐皆能说：当前形势，中央军咄咄逼人，洪福堂对手早已不是五贤社了，要找靠山，非中共之红军不可。邓世耀叹气说：既然如此，想来唐大哥是不想在建光、司徒和钟奎这边花费了，他们现在可正是扩大队伍的时候啊。唐皆能说：绝不可使李汉如及祖元、祖威等与红军战，冤家宜解不宜结，以中共之动员，足可胜国民党之无能。司徒华与钟奎听了，觉得也是：如果不知足而行，恐连累王建光，成为骄横拨扈的中央军之靶的。便不再向洪福堂索要资助，而且将政治分部之密议告之李汉如。李汉如当即表态：以一介武夫，能有今天，多得洪福兄弟提醒，今后将严加注意，俗话说求人莫如求已嘛。

民国十九年9月22日赵云病逝于南京，终前，黄天明、李汉如等前去探访，赵云当着亲信，气息奄奄地说：我的人马就托付给你们了。至此湖南一代枭雄，永远地离开了湖南政局，其地方势力渐渐被李汉如尽入囊中，而高层手下则追随黄天明。

民国十九年夏，如意、吉祥在厦门大学金融系度过四年学期，顺利毕业。随母亲梅子结束了在厦门的生活，返回衡阳，被安排在洪福银行作祖荣秘书。此时的世面，因中原大战及蒋桂之争，米价颇有波动，但因洪福银行早有炒作安排，未有损失。在衡阳警备司令部及县长眼中，洪福堂的发迹俨然已成为眼中钉，惜洪福堂子弟在警备部多有安排，也奈何不得。只有密报省府称洪福堂似有与中央对抗之意，唐家龙将此事告与邓世耀及唐皆能，邓世耀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洪福堂所为将不止于此。唐家龙细问，他只是笑而不答。

民国十七年，泰记电灯公司李俊因原有发电设备运行日久，不断老化，经过一度的波折及与股东等组织维护电灯公司，办理数月，仍然亏损，可又不能停产，只得艰难维持运转。显德作为技术总工程师，多次提出更换新设备，唐皆能都说：现在洪福堂正有内忧外患，何苦因此事而树靶于人，未允。显德便问岳父：是否有退隐之意？唐皆能说观天下形势，正所谓军阀当政，虽北伐成功皆未能出其左右，无功一身轻，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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