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后，中国国奥就在一场关键对决中并没有表现“西红柿＋”的神勇，却被小日本炖成了一锅“西红柿＋”的罗宋汤。

中国足球最可笑之不在于它太浅薄，而在于它太奥，这个“奥”使它经常漠视一些常识，像“西红柿＋”这样的玩意儿也只有中国足协这帮天才才想像得来，但我们知，方法错了一切就错了，而且练得越勤奋就错得越多，如果再给中国足球500年，再把队员们关疯人院一样的封训基地，我们也不能得到“西红柿＋”。

之所以要动用20多年前的一个愚人节段和“常识主义写作大师”王小波的招牌，并不是要行一次批评，而是要行一次预测——阎政治亲自挂帅的中国足球亚运代表队输了，并不因为他在雨中为女足扎过绷带、关心过例假周期，拍着肩膀叫过王新欣“好兄弟啊”地输了，虽然它只对老阎短时期内的仕途产生影，但更严峻的是2003和2004——两支方法上错了的队伍不可能因“抬起来！”、“回去好好总结！”等豪言壮语而变得充满光灿烂，这个错误的方法，2003、2004年依旧铁卢！我敢打赌。

我之所以经常很郁闷，是因为我们这个圈活跃着很多把麻当有趣的人，现在一帮所谓名记和战术家们都事儿一样指“要改打442而不是343”，“一定要定不移地三从一大”，“后场不要学意大利而要学德国或者中前场要学法兰西否则会抵抗不了韩国队的三前锋”等等等等，对此我哑然失笑，因为这个情景真像一帮理想崇的科学好者们正在极认真地讨论“西红柿＋”的可行报告。

中国国奥与中国女足兵败釜山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方法错误的必然产，沈祥福与良行虽然人品与敬业神都值得称，但中国足协不能因为急需一场胜利或者说急需一个借来抚平创伤就把“西红柿＋”当成“星火燎原科技计划”来大力扶持。

我所接受的科普教育使我不想相信中国足协能改写达尔文的化论，我也不相信祥福能在实验室里违背上天造的规律的产，虽然关于“超白金”一代的发展计划如此浪漫宏大如此集各家各派之大成，但“中考”都没考好，“大考”能不糟糕吗？

我的前产生了一个未来的幻像——一西红柿在悲惨地奔跑。

大连夺冠和七支钢笔

上个世纪60、70年代，钢笔是一微妙的份像征，正如现在的手机。

那时中国人普遍喜在前别着钢笔，三立先生说了个关于钢笔的笑话：“如果别了一支钢笔，那他是小学生；如果别了两支钢笔，他就是中学生；如果别了三支钢笔，他一定是大学生那别了四支呢？嘛，他就是个修钢笔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院里那特有上心的小伙儿每次搞对象前都要在上衣袋郑重别上几支英雄牌钢笔，幸福得一蹋胡涂。

历史其实本没有变，变的只是形式，中国人前永远会别着几支支撑门面的“钢笔”。

“如果还有人支持大连夺冠，他一定是大连人”，我知，这个论断几乎可以导致到今年年底为止我不能去这个海滨城市，我怕冷，又不会游泳，冒犯一座城市的名声是相当危险的。

但我相信这个观是有理的，虽然整个大连城都在谈论勇夺第七个甲a冠军，都在憧憬前挂上第七枚冠军金牌的壮观景象，但我觉得那样很傻，傻得就像一个人在上衣袋上别了七支钢笔以示“知识分”——累不累啊。当年乔丹在nba拿冠军戒指如家常便饭，十手指状如中国北方大娘纳鞋底的针，有人便从生理常识发疑问：“要是乔丹再拿一次冠军戒指，是不是要脱下鞋来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