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交待，套用周星星的一句话：“我只是一个演员，配合一下而已”。

说起痒病，又想起一段河南段子：村里闹跳蚤闹得寝食难安，正逢大饥荒，人本来就面黄肌瘦，还得每日分血给跳蚤们食之，一日来一高人出售“蚤药”，村长拿出仅有的救济款买下所有的“蚤药”，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等高人走后才猛然想起，率众追到河边向已渡船而去的高人大声求救：“大哥，这‘蚤药’咋使哩？”高人朗声答曰：“你赶紧发动全村人抓跳蚤，抓住以后就掰开它的嘴，公跳蚤喂两粒，母跳蚤喂一粒，白天喂一次，夜里喂两次，一个疗程3个月……就好了”

真担心：阿里汉来到咱村就是喂跳蚤的干活，公跳蚤喂两粒；母跳蚤喂一粒；早一次晚两次。

谁拿走了我的盲肠

有一天早上起来，你突然发现自己的盲肠不见了。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不在于少了一件器官，而在于这件器官是在你这完全不知情完全不可防范的情况下消失的，你既然可以不知不觉少一条盲肠，就可以不知不觉中少一条眉毛，甚至少一个胃，一个肝。总之，盲肠的消失是如此的不合法，也不合情理，虽然它们对人体作用不大。

导致我臆想出这样一个念头的原因在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们突然发现中国联赛没有升降级了。虽然水平低下的中国联赛对于中国人就像一段盲肠，但升降级的消失仍然很恐怖。今后除了看欧陆联赛，我们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去斗地主、砸金花，或者参加“夕阳红骑乘”俱乐部。

没有升降级的中国联赛其实就是业余联赛，阎世铎像当年桃花大仙一样心念一动、掐指一变，便让它们从我们体内消失了，写进章程的具有一定合法性的联赛升降级被如此不合法、不合情理地拿掉了。一切是为了豪赌，为了让中国人能够举全国之力赌博一次世界杯出线，那根盲肠就成为阎世铎手中的一粒骰子。

中国足球是全中国最没有法律保障性的一个东西。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我知道凡是没有法律保障的东西一定不会好玩，一时好玩也不会长久。舒桂林说过去一年的足球生涯就是“一地鸡毛”，他说得对，但我想讨论的是谁把鸡的毛拔光了，弄得一地鸡毛。为了一次豪赌，我们用了两个赛季去分期付款，好昂贵的按揭啊。

最最严重的不是明年将没有升降级，而是既然阎世铎能够大早上心血来潮就取消明年的升降级，就可以动不动就取消后年、再后年的升降级，包括那个被描绘成天堂一样的“中超”，未来的中国足球是这样一种情况——没有任何竞技水平的突破，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提升，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荣雀，而且它甚至没有悬念，这是阎世铎走向疯狂的一个信号，它的疯狂意味着无论是官方还是老百姓似乎都不太需要足球了，大家只需要政治，它基本上和为了安定团结由工会组织的拔河赛一样无趣。

官方还是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因为中国联赛太刺激、太功利，这导致假丑黑的东西太多，所以升降级一定要取消，以保证它的健康性和安全性。这让我想起技能低下的江湖医生，他根本不能治病救人，本来该割除十二指肠的，他却拿掉了别人的盲肠；或者又像中世纪一些宗教事务所，为了治理俗世，红衣主教们就禁止一切有刺激性的东西，西班牙的一个主教甚至禁止人民去看斗牛。

其实有没有足球中国人都会活下去，就像有没有盲肠人都会活下去。问题在于中国联赛的低谷是人为造成的，在一种不合法的状态下造成的。我不太相信“欧洲联赛冲击甲a联赛”的鬼话，也不相信中国足球低劣到只有如冠城那样只有80人看比赛的程度，我认为过去一年的悲惨状况是因为中国足球失去了“公信度”，一个足协官员一拍脑门就可以让十几亿人民观看的运动突然改变了竞技属性，并把当你们猴子般从“朝四暮三”忽悠到了“朝三暮四”，而且还要高呼这就是“人民足球”。

人民难道就不能拥有盲肠吗？

把豪赌进行到底

阎世铎上任伊始显得很低调。但我知道这是装的。因为有一天他召集几个副主席玩“斗地主”时，突然对部下说了句很酷的话：“我现在不会亮出自己的底牌，等我甩出这张牌时一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

每当我想起这句话，脑海里就要浮现出《赌圣·还我自尊》里的经典画面：在公海某艘豪华游轮上，发哥披着风衣，叨了雪茄（也许是牙签，记不清楚了）对相距3米之遥的桌子另一端的对手发招：“我不会亮出这张牌，因为我怕它会吓死你！”然后奇峰顿起，然后枪林弹雨，在很英雄化的背景音乐衬托下，留着背头的发哥头发不乱浅笑低吟地走向胜利……

即使10年前身为总局干部的阎世铎没好意思看坊间俗品《赌圣》，20年前还在工农兵大学当学子的他一定看过《上海滩》。我琢磨，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他很受发哥熏陶——至少在歪着嘴笑这一点上很一致，虽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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