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而成步行街，倒也蛮整洁可观，只不过每次我看到那些染着黄的孩在模仿国孩大街舞时就有一稽，因为他们得一都不地，倒像戏团表演。现在的中国孩已没有自己的街区娱乐方式了，统统跟着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玩儿，但又玩儿不像。当年打金街上著名的“胖虾”玩划甘蔗，左手执刀能在空气中玩6个以上的，再气沉丹田大喝一声，瓦蓝瓦蓝的刀片可以把1米7多的甘蔗从到尾划成两片，而且是贴着甘蔗一划而下的，比起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削鸭梨的功夫一不差。

打金街的形成据说是因为自明末到清初战而来的全国能工巧匠聚集于此，产品1/3直贡大内，慈禧太后上一直不取的那枚紫金猫凤钗，就自这条街，这使得这条街区来的人有一莫名的骄傲，有一骨里的享乐主义。哪怕他们并不记得这条街的显赫。

打金街由300多个院落节比而成，分南打金、北打金，小时候我居住的院名叫“钟家大院”，后来又了一阵革命风，就改成“红星大院”了，那时候全中国都在风，有改名“红旗大院”的，有改名“井冈大院”的，还有改名叫“卫东大院”的。

“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与这条街上别的大院长得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红砖青瓦木石结构，一样的分前院后院加上后园共三，一样的由于1949年解放后镇压了剥削阶级住了很多劳苦大众并把早前富人的厅改成厨房，园改成场，而且一样的一家人吃回锅香飘全院落引得幺婶伸脑袋过来问：“哟，又打牙祭嗦”，一样的经常听到木板另一侧邻居晚上放白天吵架让全院的人们都跑过来劝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都的雨绵绵顺着滴檐把石板啄时光的小酒窝……

其实“钟家大院”之所以傲视同侪的原因是了个“蒋”。

现在的标准，蒋绝对是帅哥一类，不仅帅，而且酷。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地方在斗老，他召集了10来个工人赶过去就把破血的老抢下来，并手执一把大刀面对数百名造反派说：“哪个动，动老砍死他”，然后扬长而去。但蒋并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很容易就站错队，最终从成都乃至西南地区著名的工人（他最鼎盛时专门被召到北京为领袖江青接见）变为阶下囚。监狱的时候他拒绝剃，因为他有一帅气的发，结果被打得半死，吐血三升。

蒋狱后已是1975年，看上去还是一条汉，他对社区（对不起，当时没有这么时髦的叫法）最大的贡献就是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是9英寸的。虽然一半以上的收看时间我们都是在看雪并且在电视机侧后方必须有台风扇一直为它降温，但这已经足以形成蒋大的形象了，比他手执砍刀面对数百名对手发飙的江湖传说形象还要大。

那是多么好的一个年代，我们为街区拥有这样一台神奇的匣兴奋得辗转反侧，生活为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每天傍晚，整条街的人似乎都要涌来钟家大院看电视（事实上从下午四五开始院里就会有小孩预先摆好板凳以占据有利位置）。需要待的是，蒋的电视在播放时是不放在家里的，而是摆在院靠北最中央的，以至于每当我们凝视电视画面时，上面隐隐浮现蒋那张帅气的脸，以至于门在外不要提“钟家大院”，只需淡淡地说一声“放电视那家院的”，立就会被人侧目三分。

那段时间，院里的群居状态异常和睦，家长里短的是非也不复存在，我们为能看到天安门、能看到《新闻简报》、能看到阿尔尼亚的故事片而觉得社会主义就是好。我清楚地记得，赵忠祥那时还很年轻，并不是每天都脸，而播放主席去世时，全院、全街人民都哭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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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金街：居住1975（2）

居住1975——那个破旧混杂的大院是老成都的一个缩影，“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是成都人最典型的人居状态——虽然地震能给人们带来恐慌与喧嚣，但塑料布加竹搭成的“鸭儿棚棚”成为我们永远的神家园，就在梧桐树下，当天回来，小燕依然飞回到我们被烟熏火燎过的屋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