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努力，几个月后，我和不会说日语的台湾人也比较能谈了。可是这时我才发现，杨伟民的亲信在谈论不希望我听到的事时，会用台语闽南语。北京话和台语的差别，简直就像是英语和法语一样。可是我还是天真地认为杨伟民有天也会教我说台语。

不过我学习台语的机会终究没有来临。

6

在东方大的一角，24小时营业的超市斜对面，有一条小巷，两旁被贩卖剂以招来嫖客的药房，以及黑帮经营的声场所占据，好笑的是，这条小巷叫中央街——我开的店就在巷里。这一栋战后盖的三层古老木造房屋，一楼是卖烤串的，上面两层是我的店。虽然在烤串店门旁“加勒比海”的荧光招牌昭告着店名，但那扇过分固的铁门上不仅没有招牌，就连窗也没有，只贴了一张朴素的牌，上面写着会员制。被招牌引而来的醉汉在看到这张牌时，多半就放弃了光顾的念。这一带毕竟也算是非之地，再加上单凭加勒比海这块招牌，也看不这究竟是家怎样的店，所以不是熟客是绝对不会上门的。

我下藏在门边的对讲机钮，没多久就传来了志郎的声音：“上开门。”同时也听到了电动门锁打开的金属声。

我接手这家店后所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装了这扇门。有了这扇厚重的铁门，就算是手持青龙刀的福建人要闹事，也别想闯来，二楼窗外还装有一台可以监控大门附近的隐藏式摄影机。每当有人对讲机时，我或志郎就可以透过监视决定要不要开门。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掌握些许逃命的时间。

我推开厚重的门，走上了楼梯。狭窄的楼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如果有许多人想同时冲上来是不可能的。已被拆除的左侧墙，被改装成可以随时塌下来的置酒棚，若有不速之客驾临时，只要推倒棚上的莱姆酒瓶，再丢一个打火机，问题就解决了。

幽暗的店里，播放着震天响的拉丁舞曲，掩盖了攀爬时，老旧楼梯叽叽作响的声音。

“早。”志郎坐在只能容纳二、三人的小吧台旁的脚椅上，翻阅着一本杂志。那剃得短短的平还是那么刺，穿在左边鼻孔与耳朵上的别针，在酒店的灯光下闪耀着七彩光芒。假如没看到他那死气沉沉的混浊双和黑袋，怎么也看不他已经有三十好几了。

志郎板着臭脸翻着杂志，我一看就明白了。因为坐在店里的两个客人是二丁目的店倒闭后，常在这里现的人妖。志郎的心并不宽大，对人妖是打从心底讨厌。那两个贴在一起的人妖，好像要溶作一堆似的，呆滞的神漫无目的张望着。

我用力嗅了一下，周遭闻不到烟味。

微胖的人妖用假音——这在人妖的圈里叫哈士奇音——说，手像漂浮的海藻似地挥舞着。比较瘦的那个只望了我一，上又回到大麻药发作的温柔乡里去了。

“我不是说过不准有人在这里大麻吗？”我在志郎的旁坐下时对他说。“其他人平常些什么我可不着，可是绝对不准给我带店里。现在的小鬼随随便便就可以到毒品，可是他们只要被吓一吓，嘴可就封不住了。我可不想让这些小鬼借用我的店开个毒品派对，让条不费灰之力就找上门来。”

“别闹了，不要立刻就怪到我的上嘛！他们俩来时，就已经是有气无力的了。健一先生既然不常面，就请不要太唠叨。假如有其他客人会来的话，我非把这臭人妖痛扁一顿不可。”志郎混浊的双虽然发红，但视线还十分尖锐，虽然今天说话时和平常一样夸张地伸长，声音却很清楚。虽说伸发气音对庞克歌手来说，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技巧，但他把这技术的磨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搞得看的人都比他还累。

因此，我常叫志郎说话时正经，但他本连理也不理。有一次我笑他这样看来像个智障，他却凶了回来，要我别再用这带有歧视的吻说话，否则他大不了辞职不了。

我伸手到吧台边，把伏特加倒酒杯。“生意如何？”我把冰块扔酒杯里后，看着志郎问。

志郎歪着比了比人妖的方向，神显得十分不悦。加勒比海的来客人数的确是呈下降曲线，而对从晚上七到天亮时，都得守着这家门可麻雀店的志郎来说，不满的情绪却是反比例上升。不过我早就对他说过，想走的话，随时可以辞职，所以我也只能让他发一下不满。

“有谁打过电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