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他只能舍弃第三者而保全他与波伏瓦的关系，这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

与此同时，波伏瓦在国同阿格林在一起。他俩的关系也十分恶化。恶化的原因是同样的：阿格林要她在萨特和自己之间作选择。波伏瓦在信中告诉萨特，她和阿格林甚至不在一起睡了。他俩的关系也发生危机：在一两次的尝试中，阿格林显得无能，而波伏瓦到冷淡。但她并不怎么沮丧，反而说：“这有助于结束这占据主要地位的关系。”一年后，波伏瓦和阿格林的关系也彻底结束。

萨特和波伏瓦的“永恒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各自通过努力，通过选择，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严重的情危机阶段，重新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而在这一时期同他们相的第三者，结局却是不幸的。此后，无论是萨特还是波伏瓦遇到的“偶然情”，都不再足以危及他们的关系了。

第二介（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1）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大事件成为萨特关注的中心，在许多年里影响着他的生活，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法国民者对阿尔及利亚人行残酷迫害和严厉镇压。电刑、绞刑、火刑、、指甲、断骨、……各酷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当年纳粹用来对付犹太人的那一，现在全都被法国民者采用了。尤为可怕的是，现在法国公众已经没有是非之分，陷一极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之中。他们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不认为是暴行，反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法国，只有很少的人反抗这，反对当局的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被看作反法分、国家公敌，于极度孤立的状况。萨特的境就是这样的。他尽自己的可能来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7年12月，萨特到法为本•；萨多克作证。萨多克是阿尔及利亚人，几个月前他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穆斯林投降派阿里•；谢卡尔。萨多克的律师请了萨特等几名左翼知识分作为证人为他辩护。萨特同意了。在去法的路上，萨特显得十分张和激动，因为今天的发言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不判死刑，萨多克就有救了；过了几年遇到大赦，他又能重获自由。

在作证时，萨特竭力控制自己，没有暴张，只是在称呼死者时把姓名错念成“阿里•；雅卡尔”。他为萨多克辩护说：“年轻人不可能表现跟我们年长者一样的耐心，萨多克从小在法国看到的，是一副副杀人的面孔。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为了不怒法，萨特煞费苦心采用了一些委婉的说法。第二天晚上，萨特得知判决结果，萨多克被判终监禁。他这才松了一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加缪的态度：这时加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萨多克的律师曾请他作证，而且只要他把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有关谴责死刑内容的分拿到法上读一下。但加缪拒绝了，连写一个书面发言也不肯，虽然他也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随着右派在大选中获胜，左派惨遭失败，那些想信守自己反民主义的诺言、避免民者帮凶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完全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这时萨特的年轻同事和朋友尚松主办了秘密发行的版《为了真理》，组织了青年抵抗运动。这个组织号召法国士兵开小差，宣扬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并直接同阿尔及利亚人联系。萨特一度对自己是否采取这非法的态度有所疑虑，因为不怎么说，他是法国人，这样就是公然与自己国家为敌。对于他这一年龄层次的人来说，在心理上很难承受这一。最后萨特想通了，要持自己的立场，不能排除这方式。他支持尚松的活动，为其主编的《为了真理》撰写文章。此外，在《现代》、《信使报》等公开刊上萨特也发表文章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仍在行的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