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一个不穿制服的警察？他们

1972年2月，萨特来到雷诺汽车厂的门前，调查埃尔•；奥弗奈伊被杀害一事。奥弗奈伊曾是雷诺汽车厂的一名工人，在一年前被解雇了，这次他来这个工厂门是参加一个反解雇、反失业、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下面是萨特在现场调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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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来到一个工厂，拿着一个传声筒，站在一个桶上，向工人群众讲话：“我想到街上来，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因为我认为，在知识分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在19世纪就已存在，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在那一时期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今天我们应该尝试再次创造这亲密关系。50年前，人民和知识分分裂开来；现在，我们必须填补这一裂，而让他们回到一起来。这并非说，知识分可以给人民劝告，或告诉他们去什么，而是相反，去帮助群众呈现一新的面貌。因此我对你们说：我们再次彼此发现，就像黑夜追随着白天一样确实。”（《萨特自述》）

在1970年，萨特…还协助一些人成立“红援助”组织，它是一个为反对政府镇压而斗争的组织，其宣言主要由萨特执笔，说明了它的宗旨：“红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本目的是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质的和义的援助，这个援助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证的。红援助产生于人民，并帮助他们去行斗争。”（《永别的仪式》）

萨特：首先，我想了解私人守卫是否有武装。谁是有武装的？这是我们希望知的。

第三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2）

萨特承认自己是一个古典知识分，特别在1968年5月以前；而在这之后，他有了较大变化，努力向新知识分方面转变。在5月风暴期间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本就是迈向新知识分的一步。自那以来，他尽可能地投于群众之中，参加各实际政治活动。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传的公报。而后来他任《人民事业报》主编，这份报纸是面向人民群众的，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反映1970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持斗争的情况。

最后萨特作判决：“因此我向你们提议作如下结论：该厂主（即国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谋杀罪。而这一谋杀罪的执行者是六号矿井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我们也判他们犯有一级谋杀罪。说他们有一级谋杀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为了生产率而不顾工人的安全；就是说，他们把质财富的生产放在于人的生命的位置上。”（《萨特自述》）

能够向群众提供这的普遍，那由于他们的研究而朝向普遍的倾向。现在的知识分仍有可能为群众服务，向他们提供需要的东西，因为知识分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够到这一，他们就成了新知识分。新知识分的首要原则是知识分的一化：例如他去工厂工作，变成工人中的一员，以便让那真正的普遍得以实现。

1970年2月，赫宁…利埃塔尔煤矿有16名矿工因瓦斯爆炸而死，许多人受伤。12月，萨特主持了由“红援助”组织的一个人民法对这一事件的审判。他在控词中说：“我们必须尝试决定的是，这一大灾难是应该归之于‘命运’，就像煤炭公司的报告中用‘事故’一词所暗示的那样，或者它是一次谋杀。如果您喜称‘矿井瓦斯’和‘矽肺病’为命运决定的事，那您当然可以说这是命运，但如果这样，那么一些人成为牺牲品，是因为另一些人剥削他们，为了生产率不仅牺牲他们的健康，而且要牺牲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命运。在安全和利之间，应该作一选择。而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选择早就作：最大限度的利，因此没有安全。事故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而它发生的地方都有矿井瓦斯，缺乏安全设备。但这些死亡被计算过。它们被列年度平衡表之中，这平衡表表明了生产率成功地击败了安全。这些死亡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些坐在大办公室的人，把工人看作简单的机，是供使用的，直到他们被耗。”

一工人：事实上，那就是一个便衣警察。

1971年6月，萨特和他的一个左派朋友创立了解放通讯社，打算每日版一份新闻公报。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说明：“为捍卫真理，我们将共同创造一新工。仅仅认识真理，这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听到真理。解放通讯社将定期发布它所能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时严格地对其行检验。它将是一个新的讲坛。什么都想说的新闻记者可以对什么都想知的人说话。它给人民以说话的权利。”（《永别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