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看不见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纸证词足以把我提少年法，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给小猫了一血提取。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很难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毒少年行治疗的方法。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选择。我不能再依靠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你的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房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就像不再为猫担心那样，我对自己也不再担心了。兽医给了我一些血提取，但是可怜的小动不吃：碟里仍然是满满的。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已经关闭：它因为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毒中心。反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毒调查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发。我可以用发遮住脸。如果剃掉我的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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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毒者。

我注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钱，就可以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带去。

我彻底投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决要戒毒的。

我没有希望了。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不去毒调查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我被这个女警察骗了，被她的咖啡。糕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来。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旁。我为自己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毒者能到这？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我接了两个客，又去买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猫躺在厨房里，它站不起来。它已经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惨，它发的叫声真让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毒品。我准备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儿血在针里，用它打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