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加了补充训练，尽情享受了一番。我愿意留在戒毒所，可能今后我会成为科学教堂的一个成员。总之，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从这里领走。我再也不愿意任我父母把我毁掉。

三天以后，我又与我父亲在办公室交谈了一次。我父亲来了，很冷静，解释说他应该把我带到社会保险机构的办公室去，因为要让那里偿付我在戒毒所的那笔费用。

我回答：“不，我不愿意陪你去。我了解你，爸爸，你不会让我回来的，可我不愿意死。”

我父亲给戒毒所的负责人看了一张单子。上面签着我母亲的名字，同意把我领走。戒毒所的总管对我说，他无能为力，他不可能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把我留在这儿。

他建议我别忘了做练习，总想着去对抗毒品。对抗，是他们的关键词。总是应该较量。多么蠢啊！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较量的：我要死了。我会坚持不住的。最多半个月后。我就会重新吸毒。我独自一人，是无法摆脱困境的。这就是我离开戒毒所时的想法，那是我最清楚地看清我的处境的一个难得的时刻。在我苦恼时，我相信戒毒所本来是可以挽救我的。我痛哭，绝望地哭泣。我受不了啦。

母亲的诉说

在戒毒所的治疗失败之后，我原来的丈夫决定把克丽斯蒂娜领回他家使她就范。但依我之见，这不是一个好办法。首先，他不能白天黑夜地看着她；其次，考虑到我和他的关系，我难以忍受把克丽斯帝娜交还给他的打算。何况由于他太严厉，我的另一个女儿已经跑回来和我一起生活了。

但是我已走投无路了。心想，他的方法也许比我的更有效，可能还因为——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想用这个说服自己好暂时卸掉对克丽斯蒂娜的责任。因为从她第一次戒毒开始，我长久地处于一种发疟疾的状态中，不断地从希望之峰跌入失望的深渊。当我求她的父亲插手时，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疲惫不堪了。

在首次戒毒（就是克丽斯蒂娜和戴特莱夫在家里进行的那次）之后的三周，他们的第一次开戒给了我沉重的一击。警察局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通知我克丽斯蒂娜已被拘留并要我去接她。

我坐在办公桌旁，全身颤抖，每两分钟就看一次表。我不敢马上请假出去，我不能把此事告诉任何人。我的老板会说什么？我猛地一下理解了戴特莱夫的父亲：开始感到羞耻，可怕的羞耻。

在警察分局，我见到了眼泪汪汪的克丽斯蒂娜。警察让我看了她臂上还很明显的注射痕迹并告诉我她是在动物园地铁站被抓住的。那时，她正“令人怀疑地”在那里停留着。

“令人怀疑”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出来，可能我也没有心思去想。克丽斯蒂娜又非常不幸地开戒了。再次戒毒——这次不和戴特莱夫在一起。她不离家一步，好像是认真对待了。我鼓足勇气去到她们学校，把事情告诉给她的级任老师。老师吓坏了，但他感谢我的直率，他认为，学生中间肯定还有吸毒的人，可他们的家长没有这么率直。他很愿意帮助克丽斯蒂娜，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事情还是老样子。我去向谁求助呢？要么是别人和我一样不知所措，要么就是对克丽斯蒂娜这样的人完全不感兴趣。这是我经常碰到的情形。

逐渐地，我发现对于青少年来说，搞到海洛因是非常容易的，在去学校的路上就行。我就见过一些毒品二道贩子在努卡林区的海尔曼广场守候着。一次我们出去买东西，一个这样的家伙当着我的面就和克丽斯蒂娜攀谈起来，连我对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这些毒品贩子中有些是外国人，也有德国人。克丽斯蒂娜给我讲了她是怎么认识他们的，谁卖什么？卖给谁？等等，等等。

这一切让我觉得都是疯狂，我们到底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

我想让克丽斯蒂娜转学，至少可以使她在去学校的路上避免碰上这些人。复活节假期就要到了。我希望不同的环境可以使她减少些危险。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管怎么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另外的学校不接收她。

她非常丧气，但只是说：“这都没有什么用。惟一能帮助我的，只有治疗。”但是哪里能够找到床位呢？我给可能的和想象得出来的服务部门都打了电话。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给我一个反吸毒咨询处的地址。而咨询处要求克丽斯蒂娜自愿前往。这些部门相互说别人的坏话，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克丽斯蒂娜必须出于自愿，否则谁也不能治好她。

当我央求克丽斯蒂娜到反吸毒咨询处去的时候，她马上怒气冲天：“我为什么要去？他们没有床位给我，我可不愿意在他们屈股后面转上几个星期。”

怎么办？我总不能把她强拉到那些人那里去吧，而且这也不符合我的原则。今天，我已经相当理解他们的态度了：当时，克丽斯蒂娜确实还不够十分成熟，不能认真地接受治疗。另一方面，我认为，像克丽斯蒂娜那样的儿童应该接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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