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再次在这里会合。结果，五年之后的这个日，只有一个名叫杨晓萍的同学，从遥远的南方风尘仆仆前来践约。

此外，80年代以来，和其他人文知识分一样，中国作家都在补文化课，如饥似渴地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他们理自己生活经验和素材的方式，更多是来自西方的观念系。随着西方思的相继涌，国内次第产生相应的创作派，如意识、荒诞派，等等，萨特、卡夫卡、林格、贝克特、普鲁斯特等，都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化。这

到了工会之后，因为写作上的特长，他被安排在《主人翁》杂志社当编辑。第二年，他的政治命运也渐有转机，由于省文化界老前辈刘斐章等人的力荐，1983年他成为湖南省政协的年轻常委，1985年2月从《主人翁》杂志副主编的任上调湖南省作家协会，当上一名不用时上下班的专业作家，后来还被选为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成为领导后备梯队的一员。如果有志于政治仕途的取，他的前景甚为可观，但他似乎有心不在焉，比如经常在省政协常委会上缺席，至于省青联的主席团会，更是一次也没去过。以至于某机构考虑提新人时，有的权威人士发话说：“这个人太不开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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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审视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在那些已经获得社会成功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和同辈作家们衷的都是问题小说，即以揭社会存在的不合理乃至黑暗为使命，带有很的政治功利彩。而这沿革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写作，所凭借的武有着很大的局限。人主义的前提把人充分理想化了，在许多人里，人的贪婪和私的膨胀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的自由解放，似乎只要把对集、集权、公共、平等的极端追求转向另一个极端，就可以消除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灾难。“后来我对政治的兴趣有些新的反省，挞伐官僚主义、特权，揭伤痕，这些政治表达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人问题。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质、人的存在，考虑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们对人暗的一面有更为足够的认识。”他所经历的事情让他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除了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沉的原因，那就是人的黑暗。文学必须像细一样到这黑暗的内，并把它公开地摆到光线中来，让人们一起来检视。否则，就会停留在非常浅薄的层面。

从1982年到1985年，韩少功在悲观中沉默，演绎多年的人生逻辑终于到，他面临着一场重的心理危机。支持他激情的确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贞温存的人情，如今都显得非常可疑，并且恍惚成为一虚无，弥漫了他心灵的空间，毒化着他的生命。他看到社会改革的艰难，看到了这艰难不在于某制和某个保守分，而在于民族心的难以转移。他看到了脉脉亲情后面暗叵测的利益计较和心思谋划，一温馨中包裹着的凛冽。在他理想的帝国里，太正坠黄昏之中。这个时候，他还不能以天空和太的名义，对黑暗中蠢动着的一切给予谅解和包容，厌恶和蔑视之情氤氲于，沉郁之中，有了一神上的孤显示在他翘起的下上。

这时，文学正是朝产业，男女作家们勤奋地写作。年轻一些的，则以最新最时髦最洋化的词汇来包装自己卑琐的心理隐私，他们自信地抨击一切，却从来不检自己。文学由神圣的事业变为一个熙熙攘攘的名利场。这状况同样使韩少功到厌倦，他对文学，至少是下大行其的文学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形形的文学笔会和活动产生了厌倦，觉得带着女儿韩寒到街随便走走，比和同行一起瞎聊更有意思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