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姚镆也已经到任了。

十八罗汉及张璧、顾鼎臣看着表情期待的皇帝，无不心神剧震。

不论这番言论对错，不论他对于理学、心学的评判和见解是否正确，不论他是不是天，现在说这番话的只是一个虚岁十六的少年。

寻常这个年纪的少年，能通晓经义的就已经极为少见。如果于史事、时事再有所思考，书法、行文到了一定准，那么科举之路已经一片坦途。

在学问本这个领域，有自己见解又大致能够自圆其说的，已经堪称大儒。

现在，皇帝的表述仍旧没有推翻儒学的框架。他这相当于把理学、心学的观了一番新的解释。

引了理、人理这两个概念，认为它们是天理在不同对象中的表现形式。

人的层面，无所谓善恶，但以一个冥冥中的天理纲领之。象来说，儒家提倡的良知德是应当追求和被提倡的，不断提自己的人理良知是诚意正心修之法。

而外在的律例则自然可以表现为儒家对天理之于人应该有的标准、界限。逾越了这个界限，那就是有悖于天理，害人害己，祸家祸国。

解释权，仍然在儒家手里。

是不是内儒外法……其实千百年来，儒家不是一直收着来自法家、家、释家等各学说的见解吗？

儒和法一直是存在的，不然何来既有礼也有刑？

心学自理学而来，程朱提的理学框架里，对于如何致知、什么是知一直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解释。

今天，御书房内的二十人听到了一新的见解。

格致知，是知理；诚意正心修的过程，岂非可以解释为理解了什么叫格、致知之后的修行过程？

从理去窥见那永恒不变的天理一角，诚意就是认识到了这一，正心就是确定了方向，然后顺应天理去修行人理。

于理、人理都有所得了，那自然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每一件实务，其实都是既有理，也有人理。

譬如经商，养货岂非理？整个过程里涉及到那么多人的理，岂非人理？

譬如治河，情岂非理？但要派遣徭役、理财账，又岂非涉及人理？

最最主要的问题：这一切仍然在儒学的框架里！

思绪在每一个人的脑中淌而过，杨廷和、蒋冕、石珤、费宏等本经义造诣就不算浅的人躯不由得微颤起来。

他们都用一莫名期待又敬畏的神看向皇帝，有渴求，也有不确定。

太庙是功业的至荣誉，而摆在前的，可能是通往圣贤的台阶。

“大始终如一，而路径千万条。”朱厚熜发现好像有效果，“朕设万法馆，便是想看看会不会有所启发。近来得一些供奉推荐，丘文庄公所述《大学衍义补》，朕读之颇有裨益。丘仲一代理学名家，其著述中亦不乏经世治国之术。朕灵光乍现，方有所悟。若天理总纲理、人理，则、术不相悖，皆是通往大之路桥舟车。智者顿悟，愚者笃行，人人皆有所得。”

千言万语堵在众人心，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因为仓促之间如聆仙音，却又不敢断言其对错。

只是有一绝对是可以肯定的。

杨廷和中是那纯粹的羡慕，少了些君臣之间地位差距带来的拘谨：“臣等惭愧……陛下偶有所得，已近乎大。臣……奏请陛下再细细剖解。”

与之前那册《大明财税制度草案》比起来，今天这短短几段话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要剧烈得多。

杨廷和真的摆了请教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