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行了，只好一把一把地吞服速效救心。我对她们说我不在乎躺在哪里，也不在乎舒服不舒服，我是在棺材里长大的。

我们乡下的规矩是这样的：人一到四十岁，就开始准备棺材，而且把棺材停放在堂屋里，隔两年还要刷一遍大漆。要是谁到了岁数，没准备棺材，会叫人笑话的，就像笑话千金小上街没穿鞋似的。那时候，我一直睡在为准备的棺材上，因为我喜。三九天睡在里边，和；夏景天就把棺材盖翻过来，睡在凹去的盖上，跟一只猫似的……

对了，我好像忘了说我的书店，我的书店是专门卖旧书的，鲁迅、杨振声和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各版本的作品应有尽有。也许就是因为书太陈旧的缘故，伯爵给我找来的店员也都很陈旧，年岁大就不说了，模样也都像濒于绝的落里挑选来的爬行动一样。不过，既然伯爵是我请到这里当经理的，自然一切都该由他，我不好指手画脚，况且伯爵经营得也不错，许多读书的、教书的和藏书的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行了一半的生意，不能就此打住，即使是结束，也要好善后工作，这一切只好要西西接手，只是怕一个人忙不过来。这时候，我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外号叫“摇篮”的小。一个月以前，他到北京找过我，说是他下岗了，闲散着，想给我打个杂什么的。他那恭敬和谦卑的态度，我倒没特别在意，给我留下刻印象的是他着泪跟我倾诉他父亲如何痪在床，而他母亲如何辛勤劳作的情景。我决定了，让摇篮来辅助西西一下。

若是问我一生中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是哪一件，那么不用说，莫过于是起用摇篮这件事了——至今我还在后悔。

只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我以为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了，可以像一个只猫似的趴在床上翻阅那些我四收罗来的医学书，既然医生不能给我的病下一个确诊，那么我就只好自力更生了。我要自己给自己讨个说法。这么多年来，我读书写字都是趴在床上，而不是端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习惯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在写字台写过字，因为家里没有，早年是家里穷，买不起，现在倒是买得起了，可是坐在那却一个字也写不来了，我们通常把它叫作大脑的那个玩艺儿，一到这时候就是一片空白。我把我的这受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结果，一位大学教授读到了，给编辑来电话，偏要捐献给我一张书桌不可，希望我能够成材。

截止到目前为止，也没一个人来探视我，原因是我让西西封锁了消息，免得人家提溜着果来看我，我连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都说不上来，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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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的狼

曾几何时，我一下变成了这样的人：锅着腰，塌着背，走都怕踩死蚂蚁，一切的行为准则是温良恭俭让。是的，我是变了。以前，越不让我什么，我就偏什么，家长不让我蹬梯爬，我偏喜去三楼的楼去喂鸽，老师不让教室的窗，整天夏天我就没从教室正门过……

白天的大分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医书，企图从那些数也数不清的医案中，找一两位跟我相同或类似的同党，自小到大，我还从未这么用功过，否则我早当上班了，起码也个语文课代表。遗憾的是，常常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比如，附近有家川菜馆一到中午就来送餐，那是西西差之前特意吩咐的，再比如，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定时要来诊……

据说那是个著名得不能再著名了的老中医，找他就诊的都是著名得不能再更著名了的大人，伯爵求了他好几次，他才肯来，而且每次都要车接车送。这还不算什么，过分的是把他从府邸接来，他并不是直接到我这里，而是要先去著名理学家或著名播音员家，给他们例行的检，然后才来光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