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是在地板上过的，地板上只铺了一个凉席。为此，我一直觉得我欠下了堇子一笔债，一笔永远还不了的债。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别的，光他妈的欠债玩了，我欠的债要是记录下来，够写成厚厚一本书的，而堇子是厚厚的这本书打开来的第一页……

我就这么愣在那，回想着这些往事，仿佛在做梦，而且是那种在做梦的时候还不住地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在做梦的梦。直到迢迢进来半天，我才清醒——

想什么心事了，看来，有心事的不光只有我一个，迢迢对我做了个怪相说。

我也冲着她做了个鬼脸，我知道我做鬼脸，呲牙咧嘴的特像仍然活在上古原始森林里的猿猴：你是稀客呀，这么久不见你来陪我说说话了？

我懒得说话，懒得说一句话，只想一个人冷静地待着，她说，显然她正被痛苦折磨着，看她那表情，要是有一座敞开的墓穴，她会径直走进去，躺下，自己给自己举办一次葬礼。

喂，你那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吗？我问道。

唉，说来话长啊，迢迢满目沧桑地说。

讲故事者的故事

只要你活着，你的烦恼就会像飞来飞去的苍蝇，撵也撵不走，迢迢说，最近我一直在研究，研究怎样才能摆脱掉烦恼。

研究的结果呢？我问她。

除了死，没有其他选择，她说。

要是那样，放下尘世的生活，去给造物主做伴，从此与烦恼绝缘，岂不很简单吗？去做就是了，我说。

哪有这么简单啊，要叫我服毒或投河，我可不干，要找一种既不痛苦又不破坏形象的死法难着呢，，反正到目前为止，我没找到，她做出一副很伤脑筋的样子。

我告诉她，在亚马勋河流域生活的土著，有这样一种风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活也活腻了，就摆下盛宴，一通畅饮，在沉醉中让人把他浑身涂上最甜的蜜，抬到一个茅草屋里，就不管他了。转天，人们再去的时候，茅草屋里就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血肉都叫当地的一种叫阿南戈的蚂蚁吃了……

哎呀，别说了，简直是太可怕了，她像一匹受了惊的小马驹，嘶鸣着尥着蹶子阻止我，不让我说下去。

那么好，我住口，你来说，我举双手投降。

我说？我说什么呀？我有什么可说的？迢迢撅着嘴巴，装模作样地反问我。

说说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当然，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对我说的话，我眯起眼睛瞧着她。我始终把她作为智力相等的伙伴来对待，从来没觉得年龄和性别有什么差异。

迢迢说：我爱的那个人，比我大十岁，是一家渔具商店的经理；那个爱我的人，则比我小两岁，是一个出租汽车司机。

你跟他们俩是等距外交，还是均保持零距离接触？我问她。

她说：我倒是想跟我爱的人多亲近点，可是不能，他有妻子，有一纸法律文书制约着，只有周末的时候，他才招呼我一起去泡吧。你知道，我不会喝酒，就托着腮坐一边看他喝……

我都能想象得出，迢迢坐在那个卖钓鱼杆的家伙旁边，痴情地凝望着他的表情。我跟堇子刚结婚那会儿，我写作的时候，堇子也是那样痴情地凝望着我的。那时侯，她已经怀孕了，一边抚着自己的肚子，一边笑眯眯地端详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们有过很和谐的一段快乐时光。唯一不和谐的地方，就是她有洁癖，我要是哪天没洗澡就睡了，她一定要把我叫醒，洗过才行。我写作的那群哥们儿来侃大山，谁不小心把烟灰弹落在地下，她总是不等人走，就用墩布去擦干净，弄得人家很尴尬。不管怎样，我们的那间小屋，在堇子的精心呵护下，永远是窗明几净，被街道评为卫生之家，还在门楣上挂个小锦旗。

每次从某个作家家里串门回来，无论对方多么知名，她都说：你写你的，早晚你会超过他，我相信。我常常被她的话所感动，感动的结果是，熬更多的夜，写更多的字，却并未像她所期待的那样，知名到茅盾或张天翼那种程度。茅盾和张天翼是她最喜欢的作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堇子变了，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以至于等到我发现了，已经晚了……

就在我的思绪四处飘荡找不到地址停留的时候，迢迢又讲起爱她的那个人：那天，从酒吧出来，已经很晚了，她爱着的那个人怕他老婆跟他翻脸，就匆匆地告辞了。我醉了，摇摇晃晃地爬上了一辆出租车，由于喝得太多了，她几乎连自己的住处都说不清楚。等她第二天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早有人给她准备好了洗澡水、浓咖啡和挂面汤，那个人就是开车的司机，也正是爱着我的那个人。我们就是这么相识的。

不单单是靠面包

我的脸，据说，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这么沧桑。十二的时候，就跟二十差不多。不过，教授说，这样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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