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的资产阶级本的反映。生活中有比文学多得多的东西。这一切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词语的价值。他产生一烈的望去理解自己的这神经官能症，试图发现是什么使一个9岁的孩陷“文学神经官能症”，而其他同龄的孩却是正常的。这样，在1953年，萨特了很多时间写自传，或者说，在作自我分析。而这也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个宿愿。他在18到20岁时，脑中总是盘旋着一个念，要把自己经历的一生写下来，这是指到了50岁的时候写。现在，他对自己说，到时候了，让我们开始吧，于是他就写了起来。

第二介（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无立足之地（2）

萨特想从政治观发写他整个一生，他的童年、青年和中年，给它一共产主义的政治意义。他给这书取名为《无立足之地的让》，“让”是他的名字，“无立足之地”意指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一无所有。萨特把自传写到他母亲再婚时，发现自己并没有去描写本来打算写的童年，完全没有。在关于他本人和他的环境的描述上，这个稿写得很糟糕。他想说明自己不断地渴望着变化，跟自己过不去，跟他人过不去，然后变化了，最后变成了他本来一开始就应该成为的共产主义者。这显然是不真实的。萨特觉得这样写下去有问题，但他一时还难以解决，于是他就把它暂时放下不写。

萨特在这里是矫枉过正了。他写这个自传时毫不考虑它的文学价值，而专注于它的政治意义。但是，正像文学可能是一神经官能症所现的不真实一样，政治也可能是一神经官能症的现，也可能表现一不真实。文学虽然没有绝对价值，它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在萨特对文学的彻底否定中仍然有一他自己未曾觉察到的假像。要想完全抛弃四十年已经成为生命或本的东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他可以改变对文学的看法，他也可以投政治，但归到底，他仍然不可能不是一个作家。

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领域里最有成就的是戏剧。1946年11月8日，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死无葬之地》首次公演。这个剧以抵抗运动为题材，主要围绕着投敌分对抵抗战士的严刑拷打展开。拷打和酷刑是萨特在战争期间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他常常问自己：“当我被抓起来拷打时，是否经受得住酷刑的折磨？会不会招供？怎样才能住？”他也常常思考施刑者和受刑者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被他写这个剧本。

评论家和一些观众对这个剧表示不满，这反映了一社会现象：这时以前的投敌分正在重新上台，资产阶级作为德国人的帮凶，对关于抵抗运动的戏剧大为恼火。萨特写这个戏剧，也确有唤起人们记忆的用意。他想提醒人们，这些抵抗战士受到拷打，他们是勇敢的，那时人们谈论他们的方式是有些卑鄙的。

但这并不是萨特写这个剧本最层的意义。他在这剧上演前接受采访时说：“这不是一个讲抵抗运动的剧本。我兴趣的是极限的境况以及于这境况之中人的反应。我一度想把剧情放到西班牙内战中去。剧情发生在中国也未尝不可。剧中人提的问题折磨过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我怎样才能经受住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