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不到对方的存在，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仍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匮乏，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地方消费某个产品都等于在此剥夺了他获得和消费同类品的机会。因此，每一个人都对他的生活构成威胁，每一个人都可能从质上来消灭他的第一需要。他对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人的劳动是在匮乏的情况下，用一对匮乏的特殊否定来满足人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匮乏仍然是一个本关系，正因为个和群于匮乏之中，它们才有资格同匮乏作斗争，为的是摧毁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匮乏既是一消极的否定的统一，又是人类关系中的某契机，它经常被超越，分被摧毁，但总能获得再生。有了匮乏，才有对匮乏的超越；有了对匮乏的超越，匮乏才由可能的张变为现实。这两个相对而相依的方面织在一起，构成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

萨特采用辩证法对人类社会行研究，他的辩证法的本特征或基本概念是总化。他说：“如果某个作为一真理的东西应该可能在人学中存在的话，那么，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化的。不言而喻，这个双重的要求规定了自黑格尔以来被叫‘辩证法’的这个存在和认识（或理解）的运动。”（《辩证理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2页）

辩证法要求真理的变化，这应该是好理解的，意义自明，无须多言。而辩证法要求真理成为总化的，则不那么好理解。对此，一通常的观是，将总化理解为一确定的整；真理成了整的真理，即关于整个世界的真理，或整个世界普遍存在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指在一总化的过程或努力中不断形成的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真理“变化”的要求也就落空了。

当萨特说，辩证法是总化的，他的意思并非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指辩证法外在地观察、研究一个统一或某总。萨特在批判国社会学方法论时指：“对于辩证的总化的运动，人们用一些事实上的总来取而代之，这自然导致对辩证法和历史的拒斥，其原因在于辩证法首先只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统一的真正运动，而不是对一个已经形成的统一的研究，即使这研究是‘功能的’和‘动态的’。”（《辩证理批判》，安徽文艺版社版，第60页，译文有更动）

第二介（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批判（3）

在萨特看来；辩证法的起源是被自己的质所支的人的实践；辩证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和异化中获得的验（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这样），又是一重新构成的人类历史和构成方法，它可以让人们把握正在行中的总化过程。总而言之，辩证法应该是总化过程中的人的思想，而且这思想自也是总化的。

有一观认为，萨特所说的总化只是就个人而言，因此是成问题的。实际上，在《辩证理批判》中，萨特从来没有将个的人孤立地取来加以研究；当他说到个时，总是将个人与他人、群、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指：“我们的批判研究的着完全在于个生命和人类历史之间的本一致（或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是‘它们的相互透视’。”“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中同时地既是个又是总。”（《辩证理批判》，安徽文艺版社版，第204、192页，译文有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