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影片中，他特别阐释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正在和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影片以此开头，以此结束，由此发散开去和收拢起来，广泛涉及政治、道德、暴力、战争、自由、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启迪我们对20世纪的历史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影片在巴黎开映时，观众成群结队来看这部影片，评论家也都给予萨特热烈的赞扬。7

1975年6月21日是萨特70岁生日。在这前后，他接到难以计数的电话、电报和信件，都是祝贺他70诞辰的。新闻媒介再一次把他作为一个热点人物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不少大学生和年轻学者登门拜访，他们以他的著作作为自己论文研究的对象。萨特对波伏瓦说：“看来我又开始出名了！”

生日这一天，萨特的年轻女友莉莲•；西格尔在自己家里为萨特开了一个庆祝宴会，波伏瓦和他的几个左派朋友参加了。萨特十分高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开心了。几天后，他们又一起去看了专门为萨特放映的电影《萨特自述》，虽然他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看不清银幕，但仍然兴致很高。

在生日前，萨特应孔达之请，到朱纳斯呆了3天，同他作了一个长篇谈话；这个谈话以《70岁自画像》为题，分3次发表在《新观察家》上。在谈话中，首先涉及到萨特的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他的眼睛，以及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和工作。萨特说，由于不能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本应该十分沮丧，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我感觉还不坏：他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和消沉。

他还谈到哲学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区别；对于他来说，处于失明状态是无法进行文学写作的。孔达说，如果萨特略微注意自己的身体，本来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而他在写《辩证理性批判》时把身体搞垮了。萨特对此回答说：“健康时干什么用得？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辩证理性批判》——我这么说没有骄傲的意思——不如去写一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时重要的著作。”

萨特还花较多篇幅同孔达谈论了名声问题。名声对于他来说更多的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他人的敌意和仇恨。他还解释了在《词语》结尾处说的话——任何一个人都是跟他相当的——而许多人都不理解它。萨特谈到他的生活和写作习惯，他花了不少时间回忆自己对于音乐的爱好；在孔达的提问下，他也谈到自己同文化界名流交往的情况。谈话也涉及到萨特对于金钱的态度，他用钱的习惯，日常的开销情况等。

萨特还对他在“二战”前后思想上的根本变化作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时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作品，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

在谈话中，萨特多次谈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他称波伏瓦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她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样的水平。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恩赐。萨特非常赞赏孔达的一种说法，即在他和波伏瓦之间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认为完全适合他俩之间的关系。萨特还说，他生活中有好几个女人，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

在这个谈话中，萨特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一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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