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她还参加了其它许多社会活动。1983年，丹麦政府因波伏瓦的文学活动而授予她索宁奖；索宁奖被人称为小诺贝尔奖，奖金2。3万美元。波伏瓦用这笔奖金作了她最后一次美国旅行，去见了老朋友斯特芬，然后来到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里特的农庄，同她作了交谈。

1984年，波伏瓦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密特朗总统，要求他关注那些父母离异的儿童的命运，他们的母亲是法国人，而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在父母关系破裂后他们在国籍的归属上被划归到父亲这一边。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接见了波伏瓦。当他提出要授予她荣誉勋位勋章时，波伏瓦拒绝了，其态度正像萨特当年一样。

1985年，受总理府负责妇女权利部部长伊韦特•；卢迪委托，波伏瓦为妇女和文化委员会作报告。这个委员会不久就被称为西蒙娜•；德•；波伏瓦委员会。每到星期六，部长卢迪就要邀请波伏瓦和其他一些妇女界名流同她一起讨论妇女事务。

虽然萨特已经不在了，波伏瓦仍然像萨特在世那样为人行事，以作家的身分介入社会和政治事务，勉力去做那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40年前，人们就称呼她为“女萨特”，她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

早在1963年，在回忆录《势所必然》的结尾处，波伏瓦就写道：“从今往后，将要发生的重大变故只会是灾难性的：要么我看着萨特先我而去，要么我死在萨特的前头。一个人由于你的离去而痛不欲生，你又无法抚慰他，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而他先弃你而去，再也无法同你说话，这是同样的可怕。除非我碰上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好运气，上述两种命运中总有一种会落到我的头上。有时，我真想尽快结束这一切，以减少等待的痛苦！”这一年波伏瓦才55岁，她已经想到了死亡。她所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由此造成的她与萨特的永远分离。从那以来，波伏瓦又等待了17年。特别是在最后10年，由于萨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随时可能发生危机，波伏瓦一直为他提心吊胆，害怕他先自己而去。结果最后这还是成为现实。

波伏瓦经历着这种永远分离的痛苦，其感受甚于自身的死亡。但是，她仍然要活下去。这正如萨特一样，虽然失去阅读和写作能力对于他来说已经丧失了生存的理由，他仍然不得不活下去。为了什么？──不为什么！这并不是贪恋生命，它既是对命运的顺从，也是对命运的抗争。其实人的整个一生不都是这样的吗？她还活着，还在干一些事情，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当年她和萨特在一起时那样。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她也在等待死亡，希望同萨特在另一个世界见面，虽然她根本不相信来世；或者不如说，她希望尽早摆脱因萨特离她而去造成的痛苦。

1986年1月，波伏瓦度过了她78岁生日。也许是一种感应，也许是身体状况的巧合，在接近萨特6年前患病的时日，波伏瓦的身体也变得更加坏了起来，而且患的病也跟萨特一样──因肺部炎症而导致的肺水肿。最后终于不治，波伏瓦于4月14日逝世。

萨特是死于4月15日。两者相差一天。我们无法了解临终时波伏瓦的内心感受，但我总以为，她一定是迫切地希望同自己的爱人相会；而这提前的一天，也许正反映了波伏瓦那迫不急待的心情。这是怎样的一对情侣啊！

在《势所必然》的结尾处，波伏瓦总结说：“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这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不和中分手的。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得到的乐趣丝毫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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