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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柏格森，的确是他引起了萨特的哲学兴趣。萨特读文科预备班时，哲学教师布置学生读柏格森的论著，萨特读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正是这本书使他转向哲学，而以前他对哲学是没有兴趣的。这时他仅仅把哲学看成是对一个人内心状态和心理生活的方法上的描述，但不久他就发现，这一对哲学的界定是不准确的，因此，开始对柏格森的东西失去兴趣。70岁时，萨特与美国的萨特哲学研究者有一个关于哲学的长篇谈话。他说：“在柏格森那里，我发现持续的反思、意识状态这样一些东西，而这确实对我有很大影响。但我很快就从柏格森那里跳了出来。还是在文科预备班二年级，后来我就不再读他的东西了。我从来不是一个柏格森主义者，但初次接触他，使我开始研究意识并作出搞哲学的决定。”我觉得萨特对他与柏格森关系的表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相对于柏格森，在哲学方面，萨特受康德、笛卡尔、胡塞尔等人的影响要大得多。

贝尔纳曾到萨特住处去过。这个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很少家具，一张桌子，几个烟灰缸。最让贝尔纳吃惊的是，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书，没有萨特自己写的书，也没有别人的书，像在穷人家里。贝尔纳的感受是：“他是真正的穷人。他是从逻辑上拒绝接受私产的人，就连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也不要。萨特的屋里只有一只取暖的炉子。萨特的桌子上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萨特的世纪》，第376—377页）从本质上说，萨特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该书用一整节篇幅驳斥了那些萨特的对头们对萨特在德国占领时期行为的污蔑，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抵抗战士。其实早在战争期间，就有人污蔑萨特是德国人派回的奸细，是披着抵抗外衣对法国人进行纳粹宣传的。战后这些污蔑的语言不过是拾前人的牙慧而已。贝尔纳逐一考察了萨特逃离战俘集中营、在集中营编写和演出《巴利奥纳》、回巴黎后写作和演出《苍蝇》和《禁闭》、在《戏剧杂志》上发表文章和在电影杂志上发表作品、在中学任教时的表现、组织抵抗小组“社会主义与自由”、联络其他它抵抗组织共同对敌等遭人污蔑、歪曲或否定的事实，他得出结论说：萨特和波伏瓦“在那些年写过的东西中，在他们做过的事中，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能够让人认为他们是赞成法西斯主义的。”（《萨特的世纪》，第458页）这一结论是十分可信的。

贝尔纳谈到导致萨特和加缪关系彻底破裂的那场著名的公开论战。他的态度显然是同情加缪而指责萨特的，但他依据的史实有不准确的地方。按照他的叙述，仿佛是萨特事先开会布置尚松写那篇严厉批评加缪《反叛者》的文章，从而导致加缪的极大反感，造成这场大论战。就我看到的材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萨特并不希望尚松写那种文章。加缪看到尚松的文章是在它发表前，《现代》编辑部是来征求他的意见的，并表明如果他不同意就不发表。加缪看后勃然大怒，写了一封措辞极为激烈的致萨特的信，称萨特为“主编先生”。此时萨特正在国外度假，对此事一无所知。回国后萨特写了一封回应的信，措辞也很激烈，连同加缪的信一起发表在《现代》上。他俩的关系从此断绝。

萨特和加缪关系的破裂中还掺杂有个人因素，即与女人有关。贝尔纳说是因为加缪受到萨特情人万达的喜爱，导致萨特对他的嫉妒；他还引了萨特给波伏瓦的信为证。但这一史实也是有问题的。萨特给波伏瓦的信写于1944年初，而萨特与加缪发生大论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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