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大会儿工夫，窗外的大空场上果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直冲着这大房而来。

她心不在焉地答，突然间张起来，冲到窗前，听了一下，回过来对我低声地叫喊：“他们来了……您听到了吗？”我侧耳细听了一下，可什么也没听到。她却持说：“他们来了……我听到他们脚步声了。他们真的来了。你别声。”她一把拉起我，把我送上“阁楼”，安顿在一个特别黑的角落里，然后又快速跑下去，从窗里，把房门反锁上后，又从窗里回来，好窗销，灭了灯，一溜小跑，回到“阁楼”上，挨住我，屏住气，静静地坐下。

悬崖勒，好自为之

还果然就是桂她爸和朱副场长等人，拿着手电筒朝这屋的窗和门扇上直照晃。有人在说话（好像是赵光他爸赵大疤）：“门锁着底哩。”一边说，一边还用力拨了一下那一公斤重的大锁，大概是在实它是否真的锁上了没有。“肯定上这儿来了。”第二个说话的人便是桂她父亲。不知前边我是否已经介绍过，她父亲是场女校（小学）的教务主任，其人经历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这是一个“圣徒”式的人。无论长相，还是气质，还是多年来的行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绘画中的“圣徒”。黝黑清瘦的脸庞，细长的躯，略略地前倾着；陷的窝里永远蕴着一疲惫执著而又麻木呆滞顽的神情。

给人总的一个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亚麻布制的圣袍了。那是一宽大的带罩的棕的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也就是说，他是个盲人员。岂止是盲，准确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版自己的油印刊，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散发。刊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四，品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来“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置。学校领导找这位“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考验，再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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