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寻找一个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既没有带任何组织手续，也没有带任何份证明，只揣着十斤粮票和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币，作为一个“黑”，“盲”，他在冈古拉落了脚……他当时是整个冈古拉地惟一一个读过大学，又教过中学的人。福海在组建场女校（小学）时，把他调来当了“代课教师”。因为“黑”份，他的“代课教员”的份一直转正不了，就这样“代”了十年课，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资，也在沟底下那个“黑区”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实，从他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很快又成了校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课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开教学示范课是他执的教鞭；寒暑假期间对其他教员行业务培训，修，也是由他来组织行的，等等等等，但他的正式份却一直只能是个“代课教师”，也仍然只能住在沟底下的“黑区”里，以十九元的月工资领导着一群三十八元九角二和五十一元一角五的正式教员。对此，他一直毫无怨言。到第十一个年上，福海才下决心把他从沟底下搬了上来，才摘去了他“代课教师”的帽，籍为在编的正规国家工作人员。那天，他们全家都抱痛哭了一场。他才给老家的亲人发了一封信，这是自他走，给家发的第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上说，“亲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又成了国家正式承认的人了……我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我一切都好。我已经成家。你们的孙女也已经五岁了。我给她取名为‘桂’，以纪念老家门前场院里爷爷栽下的那两棵桂树……”那天，也许因为实在太激动的缘故，“圣徒”一动笔，居然把女儿的年龄都写错了。其实那年，桂已经快七岁了……

“门锁底咧，他们没在里。”门外有人低声分析。

“不。他们肯定在这里。他们也应该在这里。”桂的爸固执地说，并用力地拍着门，叫喊：“桂，你开门呐。桂，你开开门呐……”那拍门声和叫喊声此时此刻传到阁楼上，真可谓令人“心惊”。桂直直地起上，在黑暗中瞠瞠地瞪大，无意间把她的贴住我肩膀。我能通过她那不太实，但的确相当柔的，觉到她剧烈的心和急迫的息。

“必须要找到他们吗？”这好像是朱副场长的声音。

肆意地抚摸她，亲吻她

“当然。必须找到他们。”这是赵光的父亲，赵大疤的声音。这个供销长，据说是整个冈古拉最明的人。据说每年年终结算，财务上年终报表，在正式上报前，福海总要请他过一下目，把一下关。而他也总能从那几百上千个烦人心火的数字里，挑一些或无关要，或有关要的病。人们说，这家伙的“脑整天在过电”，说他特别能会社会上各各样人的心情和需要，总能抢在社会的变化之前，先把自己变化了。比如说，关闭大多数屠宰场，将它们改作剪站来挣钱，就是他的。又比如说，福海的那幢黑杨木大房，除了设计图是李副场长给画的，其他一切，从组织施工，到室内装潢，都是这位赵大疤一手给办的。最让福海惊喜和意外的是，那天往新落成的大房里搬，一推门，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睛了，他居然在这幢建在荒原地上的大屋里，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