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增多，市委市府信访办，甚至包括法院检察院的信访办都有些穷于应付。“现在但凡是个人，有大儿事，都想直接找市委市府领导解决问题。都把领导当成啥了嘛？”副科长无奈地叹了气说，“前天还有个叫韩起科的家伙指名姓要见您。传达室底同志跟他要份证明手续，他哆嗦半天咧，您猜一下，最后他拿一个啥证明来咧呢？刑满释放证。唉呀呀，唉呀呀，原来是个刚大狱底刑满释放分哩。连这样底人一张嘴，也要见市委底主要领导咧哩。这风气，您?说……您?说这风气，咋嘛……唉……”我没跟这位副科长多说什么，打发他走了后，先给传达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通知所有值班人员，以后但凡一个叫“韩起科”的人再来找，务必让他上楼来见我。我又给市公安局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尽快替我在全市范围内，寻找“韩起科”。但连续找了两天，找遍了市内各收容所、大小旅馆、车站，最后甚至找到市看守所里，也都没找见。

“不幸中万幸”的一件事

说实话，这八九年里，由于数次被韩起科拒见，碰了几回不不的钉，我就再没去探望过他了。不去，不光是不想再去碰这“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年，全社会都在发生一系列超乎常人想象的急剧变化。夸张一说，这些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年前还被认为是非常“反动”“可怕”的事情，一年后也许就成了非常“时髦”“得”的“新生事”了。昨天还只能偷偷地在暗作的事，今天也许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在报纸的版条行宣扬了。那边邓丽君的音带刚运大陆，这边的李谷一便开始大红大紫。当大洋那边台球桌旁行的依然是一项百年沿袭的绅士运动时，这边的台球桌已经迅速铺到了穷乡僻壤，连哈拉努里灰尘扑扑的街旁，小棚下烤羊串的炉边，都支上了歪着的台球桌；而围着台球桌转的，往往是一些叼着烟卷、光着膀的“痞爷”。第一批拥有私人托车的人纷纷因通事故而伤亡，第一批因炒而成为百万富翁新星的人转瞬间一个个销声匿迹，第一批因资本运作而成为亿万富翁的人相继在香港落，第一批下岗的老工人离退休的老茫茫然中仍然定地寄希望于那不变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同样不变的，是这样一些关键词：“金街”“速公路”“超市”“托福”“双规”“it”“ip”和“mm”“ceo”……人们时时都在惊喜、诧异、困惑、忐忑、焦虑之中，忙着适应这不断袭来的新变化，并且给自己给社会争取一份越来越多的新变化。我自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更不甘例外。谁要不能抓住这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赶变化，就会被这几乎再不会逆转的变化淘汰。

在这严酷的历史的关键时刻，我当然不可能把更多的心思和力，放在一个已然狱了的“劳改犯”上，我想这应该是谁都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在那一个时间段里有意地去“疏远”那位韩起科，那就是：当时我已经娶桂为妻了。

桂一直喜着韩起科。（我不知对于那个年代的十六七岁的少年，能不能用“暗恋”这样的说法。假如说，暗自喜，暗自崇敬，暗自关怀，暗自思念，也就是现如今说的“暗恋”，那么，我要坦率地说，当时还不满十七岁的桂一直在“暗恋”着同样还不满十七岁的韩起科。）虽然从当时的各迹象来看，韩起科从来也没有把桂当作自己的什么人，从来也没对桂有过任何情方面的表示或暗示，但在冈古拉，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将来的日里，他俩才是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