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一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一人得，犬升天”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人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而在别人里，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到韩起科结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省博的总机房她的“话务员”，但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去电话换台跟前去上那个班了。

每回到哈拉努里，胖胖的“薛”都住监狱招待所。招待所有一个老大不小的院。那天黑早，路灯还没灭哩，她裹着件军大衣，趿拉着鞋，哆哆嗦嗦地穿过院，去那角上的厕所解手，却被一个清瘦的“鬼影”吓了一大，好大一会儿工夫都没敢动弹，差一都了。只待醒过神来，她飞一般地跑去敲开“老舅”值班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咬定自己看到“鬼”了，一个年轻的“男鬼”，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薄薄的单，也没帽，低着个光脑袋，耸着个肩膀，从院里飘也似的走过，一转便隐到墙犄角背后不见了。“肯定是夏天里冤死的野鬼，这大冷天都穿得那么单薄，他要不是鬼，我把他蘸蘸蒜泥，活吞了！一个活人大黑早地怎么可能穿得那么单薄，我穿着棉袄衣，还冻得直想哭哩。”她手舞足蹈地边说边形容着。正在值班室值班的“老舅”被她无端吵醒，心里正烦得没法治，也不接她话茬，只等她说完，拿起电话，就让总机把电话接到文化室，然后跟文化室那边接电话的人吼了声：“你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这儿有人见鬼了！”不一会儿，韩起科就匆匆赶到。“老舅”指着韩起科问那位远房外甥女：“鬼来了。你自己跟他说吧。”说着，又钻回被窝里睡他的回笼觉去了。“老舅”一听她描绘的那“鬼”模样，就知是韩起科了。

那个胖女孩一见韩起科却傻愣在那儿了。一方面看韩起科的外形、衣着打扮，确实像刚才在院里见到的那个瘦“鬼”，另一方面，她怎么也想象不，在“老舅”的这大牢里，怎么还会“藏”着一个这么眉清目秀、白白净净、还有气质、怎么看怎么算也都要列在“有模有样”这一档里的“小男生”？她迟疑了好大一会儿，只说了句：“对不起。刚才是你在院里转圈吗？我错把你当鬼了。可?是……?可是，你……你真的不冷？啥也没穿……”??“我怎么没穿？”韩起科恭敬地一笑，用两细长的手指拈起那件薄薄的灰大衣反问。

应该说，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和韩起科“迅猛发展”的这层关系上，她是占据绝对主动的。那天一回到招待所房间，她就觉得自己前老晃动着这个“小男生”那副“小可怜”的模样儿。挥之不去，却之也不退。（这也是她这人一生可叹又可之：她总觉得别人可怜，需要她去关、帮助，甚至需要她去“救援”。）于是她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