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妃香消玉殒的地方，我们下车，燃一支香烟在公路边上的泥地上，用足3分钟向妃致敬。这一刻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帕帕拉齐’？”

这个问题曾经痛苦地折磨我，直到我们把“阿里·汉”这个答案像恐龙化石一样从地底艰难挖，我给自己的回应是——“如果公众需要，我们就是‘帕帕拉齐’，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伤害到公众的利益，没有让明眸善睐的妃随风夭去，我们就是——光荣的——帕帕拉齐！”

潘超后悔的是，我、路东和他“横行欧洲的经历没有用摄像机记录下来”，那将是中国记者最采访能力跟踪的写照，可以作为新闻系的课外教材，一个让中国足记可以释然的情节：《图片报》《队报》的大牌记者们与中国同行每天“狗影相伴”。

有一天，大名鼎鼎的菲利浦·关托在寒风凛冽的纳河边守候了3个小时；有一天，《北荷兰日报》的摄制组在零下6摄氏度冰天雪地里把手指差冻坏……在我和刘晓新的争论中，我们发现必须为“狗仔”正名。

刘晓新认为：“只要现实需要，我们就可以是狗仔”，我认为：“一个狗仔，中国记者不一定合格”。一个真正的记者，必须“力行”，必须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掌握蛛丝迹，他才有资格向公众发布信息。对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编织情节，“意评论”的家伙，我回击是——你都没吃过，凭什么批评的味？

作为专业足球记者，中国人不是得太过，而是得不够，拿到红包的次数永远与拿到新闻的次数成反比，“大腕是怎样炼成的”，现实需要中国足记像刺客一样对事件跟随。

“猪湾事件”、“越战最机密”、“门事件”一个个光荣的揭发离不开光荣的“狗仔”，记住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兼总编雷斯顿说的：“不揭开盖，我将终寝不安。”

2002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狗，并越来越讨厌矫情的猫了——谨以此文献给可的安娜王妃。

来混，该还的已经还了

蓝西服，黄尸袋，绿，白血病，以及浅灰的“死亡卡”……“黑哨”龚建平死去的时候竟然和这么斑斓的颜混在一起。

北京304医院的太平间在地下二楼，在那间30余平方米的房里，病例号“290016”的龚建平和其它7个已经过去的人躺在一起，属于他的是一间靠里的铝合金停尸柜，属于他的还有一袭黄的标准尸袋，靠是二三十朵中国刺绣的淡绿野——室温22c，一切都很平静，据看到他遗容的人说：龚建平的样非常平静，非常平静，就像本没有经过非常痛苦的切手术，就像很多事情本没在他的生活中发生。

长长的拉链合上黄的尸袋后，一个曾经搅起中国足坛惊涛骇浪的人就去了，就在北京一场大雨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