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由于各家的隶数量多，北齐只能给一分婢受田，但即使是平民也多拥有60个婢。京城“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而二百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60人”。“北齐均田法，普通民众一夫受田80亩，一妇40亩，、婢与良人同。丁一受田60亩，不得多于4。每丁受永业田20亩桑麻，齐制和魏制不同在于齐制婢不受永业田。557年，齐文宣帝时，宋世良请分地给贫人，说富家利用婢受田的制度迫使贫人无立锥之地。周武帝遵行齐制，隋文帝也尊齐制。”581年，度支尚书苏威奏请减课役，得到隋文帝的允许。单丁和仆（曲）隶（婢）半课。604年，隋炀帝即位，废除妇人、婢、曲的课役。唐租庸调法采用隋炀帝的新制，不再取妇人课役。男丁（23-58岁）和受田中男（18-22）向国家纳租和调绢并服役。

北周武帝数次释放隶和杂，但允许北周贵族保留一些曲和客女。隋末平凉一带有所谓“贼”，首领隶，士兵自然不少隶。唐军中有隶应募作战，立功后得赏，经隋末战争，隶和曲的人数更为减少。唐刑属官有都官郎中，掌隶。隶来源是俘虏和叛逆犯的家属，通年服役者称为官婢。免（朝廷下大赦）一次称为番，每年服役3番，每番一个月。免两次称为“杂”或官，每两年服务五番。免三次成为良人。

唐代婢数量众多。唐祖李渊曾赐给功臣大批婢，如给武则天的父亲武士镬婢300人，别实封500。司农寺将官婢有技能者诸司，妇人掖，以类相偶，行官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凡孳生彘，以隶课养。俘则轻使，始至给享（《新唐书》志38，百官3）。税法即行，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督甚峻。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婢之估，载得80万缗。唐朝的登莱沿海婢买卖中有大量的新罗人被卖为。唐代佛教寺庙的婢也甚多，平均每个僧尼有一个多婢：武宗即位，毁天下寺庙4600；籍僧尼为民26万五千人，婢15万人，田数千万顷。……中下田给寺家婢；丁壮者为两税，人十亩（《新唐书》志42，货2）。由于婢在唐代属于不课，可从唐代的人普查数中的不课数估计当年的婢数量。唐代分课和不课两类。无课的称为不课：1、贵族和外戚的亲属；2、九品以上的官员；3、学生以及孝顺孙、义夫节妇同的人；4、老（60岁以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曲、客女、婢及‘视内九品以上官’（当是外九品），本人免课役，称为‘不课’；5、有勋的百姓（非勋官的有功者）；6、新附暂免课役。据《通典》，755年（天宝14载），天下不课345万，课534万。人总数5291.9万，其中不课4470万，课820.8万。”如果不课中的女自由人和未成年人为总人的四分之三，为3352.5万，不课中的男人加婢的数量则为1117.5万。贵族、九品上官员、学生、义夫节妇家属、老残、寡妇、有功者和新附的数量不会超过不课总数的一半，因此保守地估计当时婢和曲的总数有558.75万人。而普通课税的平民男才820.8万，隶数量已近于平民。前一年（天宝13），不课为4521.8万人，课男丁为766.2万人（总人5288万，《旧唐书》玄宗纪），婢和平民的比例更近似。当然，可能有些逃亡、隐藏的课不在统计之中，可是他们只能依靠豪生活，沦为新的婢、曲或佃，曲和佃的份是不比婢多少的农。760年（唐肃宗乾元3年），《通典》说，本年不课117万，课75万。总人1699万，不课1461.9万人，课237万人。5年内，平民减了2/3，但婢、曲、佃数量减的少一些，不到一半。不课的的妇女和未成年人约占人的3/4，则为1274.25万；这样，不课中的男中的自由人（贵族、官员、老残等）和婢为187.65万人。一半除去不课中的男自由人，当年的婢则估计至少有93.83万人，接近平民男237万的一半。唐代皇室、贵族和豪的庄园遍布全国，由婢和佃耕，佃客的份是庄主的私属。

《唐律疏议》还把曲和婢并举：“婢曲，系于主”；“曲婢，是为家仆，事主须存谨敬。”唐律中关于曲、婢卑贱份地位的大量规定以及授予主人对贱近乎生杀予夺的权力，反映的即是世家大族利用父家长制的宗法血缘关系，利用常名教，确定贱卑贱的份等级地位、借以化对依附劳动人的占有与超经济制的意志。为什么父家长制下的隶命运更为悲惨？为什么唐律规定下的贱，份地位在许多方面比罗法下的隶还要低贱？这显然是与父家长在宗族与家关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第6节宋代的隶制

宋代至清代，中国的佃客制度盛行。佃客比隶的地位要好一些，但低于有田地的良民（自由人），属于半自由人。古代两河域有一附属于王室和贵族的半自由人叫“臣服者”，其社会和法律地位在自由人和婢之间，等于中国的曲和佃客阶级。曲和佃客制度比婢制度略为步，是地主豪役农民的农制度。

蔡彪等论述说：“唐代中期以来，地主占有大片的田地，形成庄园。宋代地主的庄园，更加普遍地发展。所谓‘浮客’的佃也寄住在地主的庄上。佃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租地主的土地。一家大地主可有佃客几百，两川一带的大地主可有数千。佃农遭受着地主的地租和利贷剥削，被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利贷剥削——伴随着租佃制关系的发展，地主放利贷成为重要的剥削手段。农民冬借粮，以夏麦偿还。夏麦偿还了债，秋再借粮，以冬禾偿还。收成还债甚至还不足，无法租，再把欠租作为借债加利。这样，农民年年要借债，永远还不清。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利贷剥削成为极为严重的问题。地主用地租和利贷剥削、束缚着佃农。而且还可以用‘换佃’的办法相威胁，加重盘剥。佃农却不能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