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荪的‘新法’，从条文上看，是对地主的权力稍加限制；但也从反面说明：当时夔州路的地主，可以迫役使佃客家属，迫典卖田地和欠债的人作佃客，以至于预佃客妻女的婚嫁。这佃客的人束缚，当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现实。

建国讨论了宋代的婢制度，提新现的“雇佣婢”制度。在宋文献中经常现“主仆名分”、“主之分”，用以指婢、佃客与雇主结成的关系。雇佣婢以契约形式与雇主结成主仆关系，成为雇主家族中的卑幼之辈。在日常生活中，雇主以家长分对婢行监。……婢在雇佣期间，犹如卖于雇主，毫无自主权。雇佣期间，雇主可以占有女使的，女使没有自主权。在唐代，婢如同财产可以买卖。至宋代，婢普遍以雇佣形式依附于雇主。南宋禁止略人为婢，违者死刑，似乎与宋初制定的《宋刑统》规定一样。然在民间，由于原因，还存在略卖婢现象。这些人被略卖后，“终为贱”。

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士族彻底瓦解，良贱制受到烈冲击，从而为贱婢的解放开辟了一条大。大量婢成为自由人，婢来源逐渐枯竭，导致婢市场萎缩。相反，雇佣市场却随之扩大。许多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困良人卖劳动力，与雇主结成契约关系，从事原来贱民所从事的职业。但是婢制并没有立即随着门阀世族的消亡而立即消失。北宋时期，还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良贱制，良贱制的消亡是在南宋时期。原先贱婢所从事的家内服役者的职业仍然存在，由于良贱之别的观念不可能随着良贱制度的消失而立即消失，这一职业的后来承担者，在民间仍然被当作贱婢看待。宋代婢的法律地位，在两宋不同的时期，因良贱制度的存亡而有所变化。宋代婢因主仆名分的影响，依附于雇主，没有自主权，在司法上，与雇主发生法律纠纷时，以家族同居法置，法律上与雇主仍于不平等地位。在北宋，婢实际是由贱婢和良婢组成的混和。作为贱的婢，依然是律比畜产，被当作家财产与杂畜、货同一列，自由买卖。在贱婢之外，普遍存在良婢，他们来源于生活贫困的良人。他们以缔结契约的方式，与雇主结成雇佣关系。相对于唐代的婢，宋代婢地位的提主要是由于其成分的变化所致，即良人婢化的结果。在良贱制受到冲击后，原来旧的针对贱婢的法律无法适用于新的良婢。

《金瓶梅》中描写的人的价值很贱。譬如：甘愿为，人的价钱不如，雇工2-3月的工钱相当于婢的价相当于一次通风报信的价钱，特权阶级可以随便杀人而不受追究。

第七回写甘愿为：妇人听见话，明知张四是破亲之意，便佯说：“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娘，我情愿让他。虽然房里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喜，多亦何妨。丈夫若不喜，便只一个也难过日。况且富贵人家，那家没有四五个？你老人家不消多虑，过去自有理，料不妨事。”张四：“不独这一件。他最惯打妇煞妻，又挑贩人，稍不中意，就令媒婆卖了。你受得他这气么？”妇人：“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汉虽利害，不打那勤谨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得家定，里言不，外言不，他敢怎的？”张四：“不是我打听的，他家还有一个十四岁未嫁的闺女，诚恐去到他家，三窝两块惹气怎了？”妇人：“四舅说那里话，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儿们好，不怕男汉不喜，不怕女儿们不孝顺。休说一个，便是十个也不妨事。”张四：“还有一件最要的事，此人行止欠端，专一在外眠卧柳。又里虚外实，欠人家债。只怕坑陷了你。”妇人：“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边些风勾当，也是常事。妇人家，那里得许多？惹说虚实，常言：世上钱财傥来，那是长贫久富家？况姻缘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这样费心。”

第九回写人不如：西门庆用16两银买了一张黑漆门描金床，……西门庆把梅叫到金莲房内，令他伏侍金莲，赶着叫娘。却用五两银另买一个小丫，名叫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莲六两银买了一个上灶丫，名唤秋。排行金莲第五房。

而古希腊的荷曾提到，一名女可与20耕换。据法国学者格罗茨所引史料，公元前410年雅典人献祭所用的价格为平均每51德拉克玛，不足同期价(1.7—1.8明那)的1/3；前375年价涨至每77.25德拉克玛，不足同期价的1/56。由于蓄养隶费用昂(一名隶的年生活费相当于3—4的价钱之和)，因而凡购置并使用一、二名隶的公民，他在理论上至少可拥有8—16。因此，那认为拥有一、二牲畜就自然可拥有一、二名隶的说法，是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的。可见，西方自古人贵贱。

辽、金、元的隶制度

辽、金、元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由原始社会刚到隶社会，他们的隶制非常明显，辽、金、元设置的“投下州县”是集安置隶的地方。这和两河域的亚述帝国、希腊的斯达隶城迫使大批的俘虏迁移到国内作为集隶的法是一致的。

“辽阿保机南侵汉地，俘虏大批汉族居民隶。在阿保机和辽太宗时代，先后建立了许多这样的隶州县。如阿保机破代北掳掠的汉民建龙化州，燕、蓟所俘建龙化县。以燕蓟的俘虏建临潢县，以渤海俘虏建长宁县。这样的州县有时仍然沿用俘原属州县的名称，如以檀州的俘建檀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这些所谓县民少则一千，多也只四五千，其实只是役外族的寨堡。俘州县起初当是属于契丹最大的隶主阿保机，皇后另有自己的州县。契丹贵族也各自占有这样的寨堡，称‘投下’或‘下’。辽朝境内分布着大小隶主所占有的大大小小的‘投下’城堡，以役‘团集’的俘掠隶。”辽朝中期，隶制开始变为农制。“圣宗时，辽朝普遍实行赋税制。俘掠隶设置的投下州城，分赋税二等，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投下，酒税缴纳给朝廷。投下俘由此变为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